解摸生死的志愿者

一双稚嫩的眼睛下方，是被烧出大片黑色溃烂的唇角，形若枯枝的小手，耷拉在因发炎积水而肿得发亮的肚子上——走进病房看到这情景，高敏心里明白，这个罹患白血病的4岁男孩，即将离开这世界。
她又出现了。医院里有护士窃窃私语，打量着她。
不是每个人都欢迎她——44岁的高敏，深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器官捐献协调员。在一些人看来，她是个“不吉利的人”，一个傻子，一个添麻烦的多事者。
 “你看，他的眼睛多漂亮。”拿出儿子的身份证，4岁男孩的母亲开始填写《器官捐献志愿书》。她越写越慢，仿佛笔尖透过纸背，割上心头。高敏伸手揽住她的肩膀，两人都红了眼睛。
多年来，她就时常在这两种遭遇中游走。撕扯与矛盾，最终让高敏感觉到蚍蜉撼大树的无力，“对我来说，每一例器官捐献，其实都是一个难题。”
一次次触摸死亡
14年前，26岁就离了婚的高敏离开老家山东省商河县农村，只身来到深圳，在妹妹家帮着看孩子。而她自己3岁的儿子，则被留在了老家。原本只是短暂的帮忙，可高敏没想到，她却因为各种意外留在了深圳。这14年里，她从做“保姆”、业余时间偷偷献血，到做深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义务讲解员，最后变成自己原本一无所知的“器官捐献协调员”。除了每月由红十字会报销300元电话费和一些打车费外，她没有一分钱酬劳。一直在深圳从吃穿住用行上接济她的妹妹说：“姐姐天生就是社会的人，她从没有属于家庭。”
1999年，深圳有了第一例眼角膜捐献。但直到2005年，高敏才开始对器官捐献有所了解。那年夏天，在红十字会值班时，高敏接到了一个来自湖北省天门市的电话。一位名叫金省的18岁女高中生，遭遇车祸后脑死亡。她的妈妈曾在深圳打过工，自愿捐献女儿的多个器官。
 “她那么聪明、那么漂亮，用她的器官救活的人肯定也一样，这样，我的女儿就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电话里，这位妈妈边哭边说，恳求高敏帮忙的声音却异常坚定。
 “处于极度悲痛的时候，妈妈会把一种寄托和希望想得特别美好。”同为母亲，高敏有了帮助她完成心愿的责任感。她被打动了。自此，她进入了这个以前“提起来就瘳得慌”的领域。
而现在，她经历的似乎又太多了一点。
小女孩喝的汤太烫，食道肿大引起呼吸窒息，没了；司机为车胎充气，内胎爆炸将人甩出几米远，也没了；还有一次，她刚帮一位捐献者填好志愿书，正慢悠悠坐着公交往家走，一个电话过来，刚才还精神着的病人也没了。
就在这一次次触摸死亡的过程中，高敏从只会做饭看孩子的家庭保姆，渐渐成长为知道如何赔笑脸、如何安慰家属、如何请领导出面协调关系等诸多杂务的志愿者。
“人家开始不信任我”
跟高敏接触时，最显眼的就是她瘦弱的双肩上，永远背着一个大双肩背包，拎一下，足足有十公斤。
里面装着满满当当的资料，有捐献者的资料，有捐献意向人的资料，有高敏自己的各种证件……这些，都是高敏拿经验、血汗和教训换来的。
2009年，深圳一个20岁的小伙子因为被爹妈说了几句，喝了农药，没抢救过来。到第六天晚上，家属找到高敏，提出想捐献器官。
高敏赶紧赶过去，医院先是检查她的身份证、志愿者证，但志愿者证上没有照片，医院说这些没法证明高敏的身份，最后还是从网上查到高敏是深圳市十大杰出青年，他们才相信了。
 “我是为深圳市红十字会工作，但我不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这就处在一个特别尴尬的境地。我是器官捐献协调员，为红十字会千活，却不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这样的弊端是：我没有合法的身份，人家开始不信任我。但也有好处：我是志愿者，与器官捐献没有利益纷争，他们又相信我。”
而深圳这名小伙子的父母也是前前后后犹豫了两个多小时，才决定捐献器官。
家属填了资料签了字，孩子已经没了呼吸，器官捐不成了，只能捐眼角膜和遗体。高敏又回到办公室拿资料，重新签署。等医生取完角膜，送到太平间，工作人员准备登记时，一听说是喝农药死的，属于意外死亡，必须报警，由公安机关证明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高敏一时蒙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太平间的工作人员就主动报警了。结果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调查发现，人死在福田区的一家医院，是他们的管辖范围。但其居住地是在另外一个辖区，属于罗湖区公安局管辖。
 “这一下又涉及两个区的公安机关，先是两个区分局联系，然后再让两区的派出所联系，这时候家属彻底忍不住了，一甩手就走了，一摊子事都交给我办。”高敏苦笑着说。
最终，太平间又让把遗体送到殡仪馆，但当时找不到车，高敏说，后来是一位志愿者用私家车把遗体送了过去，这的已是第二天凌晨1点。
让高敏忘不了的还有深圳一对老夫妻，老两口退休后移民去了美国，刷了十年盘子，也拿到了绿卡。但他们又回到了深圳，觉得还是祖国好，不想再回去了。可在深圳，他们的户籍已经没了，两人无处落脚。就这么过了两年，他们想回美国也回不去了。于是，他们就在自己的祖国咸了“黑户”。后来，老太太患了脑瘤，一直跟高敏联系，想捐献遗体。“但因为她没有户籍，两个孩子也都在国外，到殡仪馆都没法火化。他们就把在美国的绿卡和移民时的手续交给我保管，我现在就随身背在包里，一日听到不幸的消息，立即赶到他们家去。”
 “这也是我为什么整天背着这个10公斤的背包，整天穿着登山鞋或运动鞋的原因。这样随时接到患者家属电话，我就能立即赶过去。咱们国家是以没有心跳、呼吸停止为死亡的判断标准，这就要求在他(她)停止呼吸的最短时间内，为其进行器官摘除，有时候一分钟都耽误不起。”说这话时高敏显得有些无奈。
为无法解答的提问烦恼
2009年2月，志愿捐献器官的病人郭光明在中山市一家民营医院去世。高敏立刻赶去。
本来院长、医生都很配合，不料医院老板担心病人家属找麻烦，授意医务科科长拒绝此事。这位科长把住手术室的门，高喊：“看谁敢动?我不下命令，看哪个护士敢给你开这个门?！”最终，高敏不得不另外联系医院，将去世的病人和家属统统拉过去。这一折腾，又耽误了十多个小时。
甚至还有医院说，不提供这项“服务”。高敏说，有一次，她对深圳一家三甲医院的院长说，能不能在他们那里放一个器官捐献的宣传牌。院长吓得连连摆手：“不行不行！现在要是把眼角膜捐献出去，那不成瞎子了?下一辈子生出来，肯定也会是个瞎子。”
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专门刁法律，能够确定器官捐献者的权利和义务，能够制约、纠正或惩戒这种阻挠，当然，更谈不上激励捐献遗体器官。
曾有一对老人找到高敏，提出捐献遗体的条件：“如果我们捐献遗体，将来儿子要是找不到工作，国家能帮助解决吗?这是我们唯一的后顾之忧。”
一位绝望的父亲，向她“请教”不损害器官的自杀方法，想以自己的身体换得病女的新生：“如果我自杀并且自愿捐献器官，我的女儿是不是可以得救了?”
自己都没有经济来源的志愿者高敏，无法回答这些要求。
捐献人体器官，实行自愿、无偿原则。深圳市红十字会与殡仪馆达成的协议是，为捐赠者家属免除捐赠者遗体运输费、化妆费等部分丧葬费用。但高敏觉得，这还远远不够。
 比如，为了保证所捐器官不衰竭，哪怕是依赖呼吸机也必须保证心跳，但这些抢救及维持费用，对深圳绝大多数外来打工者，特别是根本没有社保的那些捐献者来说，是个不小的难题。
“他们都是睡着的好人
 “您愿意在申领驾照时登记器官捐献吗?”在新华网论坛的“PK台”中，只有四千多网友表示“愿意”，却有八千多网友表示“不愿意”(截至2011年10月22日零点)。
有一对父母，在自愿捐献了女儿的遗体后没几天，哭着给高敏打电话：“他们都问我把女儿卖了多少钱?我受不了了。你把女儿还给我！”放下电话，高敏第一次失眠了。    ．
有的老人，对子女撂下狠话：“要捐的话，先和我们断绝关系！”有的子女，不同意父母捐献的说法更为简单：“我们以后要拜你，去哪儿找你呀?”
 “不同意捐献的人，可能有很多个不同的理由，”高敏说，“而愿意捐献的，可能只有一个理由。”她始终记得一位女孩去世前对她说的话：“让其他人不会像我这样，这么早就离开自己心爱的人。”
协调器官捐献1O年间，她曾亲眼见证过一对80多岁老夫妻的吻别。就像妈妈抱着孩子，花白头发的老妇抱着老伴，轻轻吻着他、唤着他，直至老伴的心跳在显示器里成为一条直线。
她感动于一位56岁老交警的责任感，即便是在昏迷中，他还在喊着“上班上班、快点”，直到最后，都是喊着“上班”走的。
她还记得父子深情。面对父亲的遗体，儿子没有磕头，而是如虔诚信徒般长跪、匍匐在地，身体贴着冰冷的地面，号啕大哭。
至今，深圳市已完成62例多器官捐献和55例遗体捐献，其中，40例多器官捐献和4l例遗体捐献都是由高敏一人经手的。只今年，她就已经协调成功了2例多器官捐献、13例角膜捐献和15例遗体捐献。
据卫生部统计数据，每年仅有大约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治疗，同时约有150万人需要进行器官移植——这个悬殊的数字，使高敏觉得不得不继续。
有人批评她“好大喜功”。在医院、在献血站，至今仍有人坚：“我们这里不需要志愿者。在这里服务是浪费青春和生命。”然而，也有人在公交车上、机场里认出她，鼓励她。
天桥上的行乞者向她打招呼，清洁工把从家乡带来的大柿子留给她。一位捐献者的妈妈，在母亲节时，特别发来短信祝她节日快乐，让她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但这位母亲刚刚失去自己的女儿。
高敏常常受宠若惊。如果不是这些善意的鼓励，她很难找到坚持下去的理由。不久前，一位护士长问高敏：“接触那么多遗体，你晚上不会害怕、不做噩梦吗?”
她回答：“为什么要害怕?他们都是睡着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