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博士化的官本位之痛

         人大校长指出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引来一片掌声。官员攻读博士学位和博士出任官员本都无可厚非，不论是由官而博，还是学而优则仕，人们关注的是，在这股政界和学界的“取长补短”之中，对社会公正和学术道德的影响。
         当官员博士化成为一股风潮时，不仅降低了学术的品格，也影响到公务员队伍建设，这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建立科学的官员选拔机制，高校秉持独立之精神尤为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去除隐藏其背后的官本位现象。

最大博士群体在官场

         日前在杭州召开的“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一向以直言著称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再度语出惊人。纪宝成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
         纪宝成是在论述高校的学术权力使用进入三大误区时作上述表示的。他认为这三大误区分别是：将学术权与行政权对立，片面地认为学术权利与行政无关；学术权力的行政化倾向，学校资源配置行政化，管理者用行政手法对待学术问题；学术权力市场化，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泛滥。“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处长把一位老教授训得说不出话来，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在意‘位子’而不是教学质量”。纪宝成痛心地表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在官场。”
         人大校长的这番讲话迅速成为网上最热的话题之一，在人民网“强国论坛”等网络社区，网民跟帖留言不断。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多年以前就有媒体发出惊呼：一些高校的经管学院和人文社会学科楼前尽是官员和老板的车辆，在职研究生班成了官员班和老板班。此次，人大校长这番话似乎再次提醒人们，权力向学术领域侵蚀的脚步仍然没有停止。
         只不过，与数年前相比，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博士帽的数量又有了惊人的飞跃。据前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调研的数据，1999年以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年均递增35.9%，博士生每年招生已达5万名以上。2008年，我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声誉，引人关注。
         因权力和学位之间的暧昧关系侵蚀到教育公平问题，更加牵动公众敏感神经。在2008年4月召开的“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学位办原主任杨玉良透露，“和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新动向，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学而优则仕”，本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无需大惊小怪。而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官员将目光投向高校，去高校取得一顶博士帽已成为一股潮流。比如，某地规定，副厅级官员可以免试攻读博士学位；一些和高校联系紧密的部门，则制定了本部门职员博士化、硕士化的目标；由于国内旺盛的市场需求，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高校纷纷瞄准了国内公务员市场……
         权学交易令人难堪。一位大学毕业生在其博客上写道：“我为我的母校感到耻辱，因为在我工作的地方，经常会收到母校发来的各种在职研究生班招生通知……”

攻博为了获得升迁机会

“官员利用权力去获取博士学位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它拷问着我们的公务员考核升迁体制。”洪可柱说。
         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任用干部时，已经把高学历作为一个重要指标，这项意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举措却在执行中“走了样”，变成惟学历或学历至上。于是公务员队伍为了在选拔晋升中获得优势，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去获取最高学历，博士帽炙手可热。《请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学历来历》，2008年，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一篇雄文在网上引起广泛转载。“本科和硕士都是历史学专业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西南财大在成都，王益在北京，他往来的路费是否用公款买单？”葛剑雄在其文章中质疑道。
         不仅是已经落马的原证监会副主席王益，官员的博士学历有多少货实价实值得推敲。记者打开某地一些厅局的网站，官员们先取得厅官头衔，再取得在职博士学历，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官员们大都公务繁忙，不一定坚持学习，往往是考试找人代考、论文找人代写，学历注水严重。”洪可柱告诉记者。在职博士过多过滥，让我国的顶尖教育陷入造假和腐败，教育公平为之蒙羞。一些学子十多年寒窗苦读才能取得博士学位，而一些政府官员在学校露几次面，博士文凭就轻而易举到手了。
         洪可柱介绍，一些高校学术道德失范，主动迎合了这种趋势。一些学校乱办在职研究生班，把它当做学校和老师创收的途径。由于收益巨大，教师队伍也受到腐蚀，老师不去认真做学问、搞研究、带学生，而是热衷于办班，为官员和老板送上学位帽。反过来，官员和老板们也会投桃报李，利用自身的权力和财力，为教授们在科研经费和物质利益上牟取利益，进一步异化了学术空气。“中国自古有‘不惟书、不惟上、只惟识’的传统，公务员队伍需要不断加强学习，但不是学历越高越好。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应该尽可能完善相关规章，加大对招录、考试评价、学位发放等过程的监管，不宜简单向导师放权，阻断权力和学历之间的勾勾搭搭。”洪可柱表示。

权学交易，官本位作祟

         在“强国论坛”上，一位网友惊叹：“中国的科技怎能进步？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居然在官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说，博士作为一种专门性人才大量涌入官场，与其培养目标不完全一致，客观上损耗了教育和科研资源。但顾海兵认为，纪宝成的讲话只是描述了一个客观现象，博士当官、考公务员，并不是这个群体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是他们的一个理性选择，其根源是背后的官本位问题——— 做官在福利等方面的潜在收益高。
         在官本位处于强势的体制下，做官除了工资收入外，还可以取得其他广泛的福利待遇和各种隐性收入。公务员的相对稳定也使得人们趋之若鹜。这种官本位意识同样延伸到高校，高校的处长、院长、校长们因为拥有行政资源，在课题、经费、评奖等方面也有其他教授不可比拟的优势。
         顾海兵认为，要解决官员学历大跃进问题，就必须解决官本位问题，必须解决好权力监督和权力分解的问题，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从行政体系和学术体系两方面来共同治理。
         目前，一些高校已经在规范学术上作出了严格限定。比如，一些高校要求博士生必须全日制攻读博士学位，加大课程学习时间，另外，在博士论文评审上引入匿名评审等。“个体的局部的努力能发挥多大作用？很难确定。必须改变我们的教育观、人才观，更重要的是改变官本位现象，使政府成为为公民和纳税人服务的机构。”顾海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