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着“百年中国梦”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建筑设计无疑被赋予了重大的历史意义。用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宋春华的话说:“世博会也是世界建筑博览会,某种意义上,我们将国家馆建筑视作中国推出的‘第一件展品’。”它是面向世界展示中国魅力,展现中国人的智慧和气度的重要标志性建筑。
设计实施这“第一件展品”的正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院长何镜堂教授和他所带领的团队。
“中国馆”背后的故事
从“中国器”到“东方之冠”
2007年4月25日,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开始向全球华人公开征集中国馆设计方案。招标范围限定为“全球华人”,招标公告在近年来罕见地仅用中文一种语言。据说,这是因为近年来我国的标志性建筑几乎成了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从鸟巢、水立方到央视的新办公大楼,中国建筑界“很受伤”。这一次,决策部门认为,作为东道国的场馆,应该由已经成熟起来的中国建筑师来设计。
经过几轮激烈的竞标,由何镜堂和他的华南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华工)团队设计的“中国器”方案脱颖而出,夺得了榜首。最后,中国馆最终的设计方案由建筑专家、地方到中央各级领导,经过多次会议研究,确定国家馆以华工“中国器”为主,地方馆以清华“叠篆”为基础。于是,由何镜堂任总设计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和清华安地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共同组成建筑设计施工团队开始了国家馆的建筑施工。
集简约、节能、传统、现代等风格于一身的中国馆,在2010年2月8日举行了落成典礼。有人说,它像古代的冠帽,也像一个装粮食的斗……总之,“很中国”,可是谁也说不出它具体像什么!这正是何镜堂最得意的地方:它既不抽象也不具象；留有想象的余地,却又满载着中国元素!这座经过整合设计,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以高13米的地方馆作为底座,国家馆被托起高达70米,收获了世人无数惊艳眼光、屹立在黄浦江畔的巨型建筑,“如托天耸立的巨鼎,稳健张扬”,被重新命名为“东方之冠”。
“中国馆”艰难诞生
其实，“东方之冠”的诞生充满了波折，当时来自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欧美等地的华人建筑设计师纷纷响应上海世博会组委会的邀请，并提交了344个方案。
三百多个方案,无法全部细看。专家评标现场,工作人员从每个方案中选择一张图,制作成图片,每张图显示5分钟时间,循环播放,由评委打分。经过一轮轮“海选”,当344个方案剩下20个,华工的方案出局了。“也许,华工的方案在进50的时候就出局了。”何镜堂说。但是,就在到20进8的时候,评委们发现问题了:剩下的这些方案中能让人眼前一亮且有实施潜力的很少。进而他们意识到,海选时仅凭几张照片定夺,并不能展示一个方案的全景,于是回头对淘汰掉的方案重新甄别。
评委之一的程泰宁院士发现了“中国器”。方案的构思通过“中国器”来整合中国元素,表达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气质,展现中华之“魂”。设计可总结成中国器、经纬网格、福荫空间、中国舞台、时代精神、和谐六个构思意象。中国器在一片浅水的映衬下立于黄浦江畔,雍容而华美。华工“中国器”方案就此“复活”,其浓郁的中国味和别致的造型得到评委的一致好评,从此一路高歌,以最高票顺利进入前8。
2007年8月30日第二轮方案评选正式进行。
陈述阶段很关键。因为年事已高,何镜堂很少亲自陈述,这些年,他亲自陈述的就只有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等有限的几个重要项目。可是这次何镜堂决定再一次出马,迎接挑战。
陈述时间总共是20分钟,因为前面有一个15分钟的PPT,所以只剩下5分钟。5分钟里要表达清楚设计理念且有震撼性的效果,并非易事。
之前一天中午,和团队的几个年轻人吃完饭,何镜堂写了份稿子,念给大家听。几个年轻人觉得还不够有感染力,而且建议他脱稿讲。
晚上回到宾馆,何镜堂再次修改自己的稿子,并讲给大家听,“感觉好了些。”大家给他肯定,提出一些建议。一个晚上,他不断修改……他精神抖擞地站在评委会面前陈述完他的设计理念后,回到住处,何镜堂近乎虚脱。
不久,消息传来,最后决出的“三强”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中国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简盟工作室与上海建筑设计院合作的“叠篆”(外观镌刻着古代叠篆文字)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龙”方案。投票结果:“中国器”和“叠篆”均为10票。“龙”方案外观呈龙形,太过具象,后来被放弃了。而“中国器”的中国韵味和富有标志性的外形,使它成为入选大热。
正当大家欢欣雀跃,准备到餐厅庆功的时候,何镜堂却听到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有人提出“中国器”结构、技术较为复杂,而工期又很紧张,最终实施方案可能另择。
仿佛兜头一瓢冷水,大家傻眼了。之后,何镜堂争取机会向有关方面直陈自己的意见:“中国器”在建造方面并不是很难完成,其结构简单,受力均匀,符合结构原理。另外,针对交通、消防等问题设计团队都有较周密的考虑。“甲方”———组委会最后采纳了他们的方案。一波三折,中国馆的艰难诞生正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国人的期望。
总设计师其人
3天抄了50页英文资料
何镜堂今年70岁，却没有过上一天退休的日子。
今天这里讲课，明天那里当评委，数十小时内，行程千里，坐飞机成了家常便饭。由于何镜堂是飞机上的常客，他笑称自己为“空中飞人”。
每当出差回来，他就匆匆赶往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的创作室，在那里，他带的一群研究生正“嗷嗷待哺”。讨论设计方案，一谈就到深夜，讨论会常常开成了“夜总会”（“深夜总结会”之谓）。
“空中飞人”的故事，得追溯到50多年前。故乡东莞是个风景秀丽的鱼米之乡，少年何镜堂常常带着干粮和画板，跟哥哥到郊外写生。那些山水庙宇瓦房，在他的笔下仿佛有了新的生命。
1956年，他考上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前身）建筑系，由此与建筑设计结下不解之缘。有这样一个故事：1964年，他到北京为硕士毕业论文搜集资料，他找到了一份很宝贵的英文资料，可是只能借3天。那个年代，没有复印机，没有打印机，面对这几十万字的资料，怎么办？何镜堂一咬牙，抄！他就趴在炕头上，不分昼夜地连抄了3天，终于把58页密密麻麻的英文资料全部抄写下来！
改革开放后，沉寂多年的建筑界活跃起来，何镜堂也迎来了人生路上的转折点。1983年5月，他带着全家从北京的轻工业部设计院回到母校华南工学院建筑设计研究院任教。行李还没托运到，何镜堂夫妇就听说深圳科学馆要举行设计竞赛，时间只剩3个星期了。他和夫人李绮霞经过20天的日夜奋战，完成了回广州的第一件作品，很快中选，打响了回广州后的“第一枪”。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掀起了一股出国热潮。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何镜堂也不得不重新考虑走还是留的问题。但是他很快就做出了决定，不能走！尽管已经拿到了绿卡，他却对大洋彼岸的生活毫不动心。于是夫人把孩子们送到美国读书，随后又默默地回到了何镜堂身边。
这一年，他45岁。
他最喜欢当“运动员”
扎实的功底和非凡的创作才能，让何镜堂迅速进入了人生的黄金时期。他一边培养学生，一边从事设计创作，在广州及全国各地主持和负责设计了一系列标志性建筑：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大都会广场及中国市长大厦、虎门鸦片战争海战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浙江大学紫金港新校区、华南理工大学人文馆等。
特别是1999年当了院士后，何镜堂愈发忙得不可开交。他风趣地说自己是“三员”：要带学生搞研究，当好教练员；带着学生到全国各地去竞标，当好运动员；接受一些邀请去评审项目，当好裁判员。“三员”当中，他最喜欢当运动员。
“有人建议我不要去竞标了，这么大岁数，又是院士，输了不好看，干吗那么累呢？我不这样认为。”
在何镜堂看来，建筑不是数学，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精益求精，好上加好，学无止境。“人家不会因为你是院士，就要照顾。不管是输还是赢，只要参与，对自己就是提高。”
设计师的建筑观
不放过任何细节
对何镜堂来说，作品就是自己的孩子。“孩子降生了，是美是丑，还有没有什么缺陷，都是他牵肠挂肚的。
每当一项工程竣工了，他都要去看看，外墙、玻璃、木板、石头、灯光……不放过任何细节，有不满意的地方，立即改进完善。
2000年12月，何镜堂在获得我国建筑师最高荣誉梁思成建筑奖时，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们应把社会的大效益放在第一位，以整个社会为‘最大业主’，这应该是每一个建筑师的追求。”
这些理念，折射在何镜堂的建筑作品中，随处可见，小小的细节，也会让人感动。一块遮阳板的分隔，让空间顿时惬意凉爽；大学校园宿舍与教学区并列的布局方式，最大限度地缩短了学生往返距离；剖面“位移”，形成各层大小不等的休息平台，为师生提供室内外庭园活动场所；两幢建筑物中间设计一个马蹄形广场，为广大市民提供一个休闲的活动空间……
有争议是件好事情
说起自己最为自豪的作品，何镜堂选取了两项震撼人心的工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这两件有分量的杰作，恰似百年中国从屈辱悲怆到伟大复兴的两个坐标，蕴意深长。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何镜堂选择了众多的建筑元素来表现理念，表达对大屠杀遇难同胞的悲痛悼念。他在入口广场、在新建纪念馆屋顶的两侧、在纪念公园的水地旁，都设计了长长的墙体。这些墙体或以文字，或以浮雕，或以其扭曲转折的形态，或以绝望封闭的房间无声地诉说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悲剧故事，传递当年遇难者无处逃避的绝望心情。而入口广场“死亡之庭”则以无生命特质的砂石铺装广场，行走时“沙沙”声犹如大地的哭诉，令人感受到“生与死”的场所精神主题。经过“万人坑”，沿着墓道般的入口，迎面而来的是以烛光之路为主题的“冥想厅”。相对而立的两面巨大的镜子让漂浮于水面上的烛光无限延伸，仿佛世人沿路洒下的无数滴祈祷的泪。而和平广场则以缓缓流动的水来体现“期望和平”的意境。每一个精心设计的细节都在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人们仿佛又看见了逃难的人潮、悲戚的妇孺、呼啸的炸弹和那些摇曳在狂风之下晦暗的生命薪火。
国家强大，人民富庶，我们方能谈及尊严、独立和文明。
这也正是何镜堂设计中国馆所传递给人们的信息。
也许是对世博会中国馆的期待太高了，在一片赞叹中也夹杂着一些质疑的声音。“不中听的话我已经听了很多了，对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每个人都会从他的生活经验和学识出发评头论足，这是好事情。”
据《南方日报》《光明日报》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