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9成80后确认无法赡养父母

        中国老人抚养问题不能只依靠家庭抚养，应逐渐转向社会抚养，即由家庭责任主体过渡到国家或社会责任主体。然而，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及政策制度的不完善，导致赡养负担加重。
        按照国际惯例，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即为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它同时，也引发了老年人如何妥善地被赡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90%以上的80后无法赡养父母
        据资料显示，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由1.26亿增长到1.5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0.2%提高到11.6%，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相当于欧洲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总和。人口老龄化年均增长率高达3.2%，约为总人口增长速度的5倍。预计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亿人，占总人口的17.17%；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
        由此，赡养老人，成为了子女重要责任，然而，据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互动百科网，对1612人(其中独生子女占40.1%)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58.3%的人选择让父母住在同一个小区或者附近，就近照顾；43.5%的人愿意跟父母住在一起，亲自照顾；24.8%的人表示父母在异地居住，定期去探望；7%的人选择由社区配备生活指导员，定期照顾老人；仅有6.9%的人愿意把父母送到养老院等机构。受访者中，80后占57.3%。
        记者进行了随机调查，一位参加工作5年的80后对记者说，“尽管已经参加工作很长时间，但是消费压力很大，没有任何积蓄，目前根本无法赡养父母。”随后，记者又相继采访了多个80后，在受访群体中，99%都确定自己无法赡养自己的父母，其中，有一半以上的80后还需要父母进行资助。此外，一位已为人父母的50后对记者说到，对80后无法赡养50后表示十分的理解，并且表示并没有指望自己的孩子赡养自己，他们更加希望帮助子女的生活过的好一些。
80后赡养的困难
        调查显示，74.1%的人表示生活工作压力大，照顾父母力不从心；68.4%的人表示要承担多位老人的养老负担；50.1%的人表示生活在两地，无法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42%的人表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不同城市无法互通；37.7%的人表示养老院等社会养老机构不让人放心。《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以下简称《银发中国》)指出，中国绝大多数人依靠子女来赡养晚年，但由于当前的独生子女政策，可以想象，随着老年人更长寿，独生子女们成人后可能要赡养他们的父母以及他们父母的父母，人口学家称之为“421”问题。这意味着，80后在赡养老人问题负担逐步加重。
        在连日采访中记者发现，80后称自己无法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主要原因来自三方面：
        一是面临的生活压力过大。一位在某地产公司工作3年的张小姐告诉记者，前不久刚生完小孩，但是却因为经济条件，和老公还在租房住，每月除了缴房租，孩子的开销是一大部分，所以月月财政吃紧，对于父母赡养实在力不从心。
        其次，就是来自工作的压力。面对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已实属不易，而找到一份薪水高又稳定的工作更加困难，很多80后为了经济独立等现实问题，只能被迫从事着高投入低回报的工作。
        从事销售工作的王先生给记者透露：每个月收入5000元左右，每月还1500元房贷，全家生活开销控制在1500元，给孩子攒上500元今后上学的费用，朋友、同事的应酬控制在500元，只剩下1000元，再给双方家里各给一些钱，基本上所剩无几。
养老金制度受挑战
        中国老人抚养问题不能只依靠家庭抚养，应逐渐转向社会抚养，即由家庭责任主体过渡到国家或社会责任主体。然而，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及政策制度的不完善，导致赡养负担加重。“35年前，中国有赡养老人能力的成人与老年人的比率是6比1，但按照目前的人口变化趋势，再过35年，这一比例将锐降为1比2”，劳动力的相对减少和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对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的退休金制度将受到严重挑战！
        在我国社保体系中，养老保险体系的构建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较优的养老金制度对于赡养老人来说无疑至关重要。然而，养老保险覆盖面广、成本高，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公共财政的一大负担。在我国，光凭征缴养老保险税的收入并不能满足养老保险支出，财政每年都必须向养老保险基金进行补贴，并且这种补贴还在逐年增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面对这一世界性难题。
        再分配功能是养老金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我国养老金制度虽然实际上是一个现收现付制度，但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再分配功能。
        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由于把精力集中于经济发展，过分强调效率，忽视了社会公平，走上了一条强化效率弱化公平的道路。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1991年为0.282，到2000年已达0.458，增长幅度较大，目前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1。中国养老金制度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相反存在逆向补偿的倾向。
        4月20日，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主办的“21世纪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与经济分析”国际研讨会上，JohnJHamre，CSIS(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席兼执行总裁对中国老龄化问题表示了深切的忧虑，“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3.97亿，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人口的总和。”
        Hamre此行中国的任务之一是介绍CSIS历时一年完成的研究报告《银发中国》，引起了中国官员和参会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该报告指出，随着中国出生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到2015年，中国老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5%；到2030年，这一比例升至24%；到2050年，将有近1亿的中国人口超过80岁。而中国今天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到2050年可能失去约18%至35%。
谁“替旧制度付账”
        《银发中国》两位作者RichardJackson和NellHowe提出警告说，中国养老金制度原来主要局限于国企和公共部门，采用现收现付制。1997年改革后，国家把私营部门的员工包括到基本养老保险中，新制度主要包括现收现付制和个人退休账户。Jackson说，“现收现付制依靠现有劳动力为社会退休人员提供养老金，如果《银发中国》还不是非常富裕，那么届时中国工人的微薄工资将难以支撑一个老龄社会的养老负担。”
        个人账户是1997年改革后建立的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养老金的途径，体现的是“自我积累、自我保障”的原则。“但它在中国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私营企业主、包括不少新参加工作的职工都不愿意为这部分账户掏钱。”Jackson说，“原因是他们不愿意为没有资金的旧制度付账。”
        关于“替旧制度付账”，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吴要武博士解释说，按目前的缴费率，私营企业的员工(1997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员工)应交工资的24%，“这大大超过了为满足他们将来享受的养老待遇所需要缴纳的费率。实际上是变相让现在的劳动者为自己和那些改革前已经参加工作的职工交纳双重养老金。”
80后赡养父母力不从心
        在北京某房地产公司工作的刘虹，正在和男朋友一起租房住。“现在父母还没退休，身体也还不错。除非我们将来有孩子需要照顾，否则他们也不太愿意过来。”
        双方父母的健康问题是刘虹最担心的。“父母年纪大了，生个大病怎么办？以前还有兄弟姐妹轮流照顾，现在就夫妻两人，还要工作挣钱。我觉得国家应该完善养老制度，医疗保险能够异地流转，要不然看个病还要回老家的定点医院，老人怎么禁得起折腾？”
        80后独生子女在赡养父母上存在哪些困难？调查显示，74.1%的人表示生活工作压力大，照顾父母力不从心；68.4%的人表示要承担多位老人的养老负担；50.1%的人表示生活在两地，无法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42%的人表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不同城市无法互通；37.7%的人表示养老院等社会养老机构无法让人放心。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姚远教授指出，在养老方面，当今社会急缺的资源就是照料资源，一个是日常生活照料，像家政服务一样帮老年人打扫卫生；其次是老年人生病短时间卧床时，身边需要有人全天候照料；第三是老年人心理、情感方面的精神需要，比如带老人出去走走，接触一下社会。
        中国老人抚养问题不能只依靠家庭抚养，应逐渐转向社会抚养，即由家庭责任主体过渡到国家或社会责任主体。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起步虽晚但发展速度却很快等特点，采用社会学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的统计，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和分析，很有现实意义。
                             据《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