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应像美英关系那样特别

　　中国和越南这对近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回忆，直到1991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1993年刚一成立，越南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阮辉贵教授就开始担任所长，直到2002年8月退休。这位上世纪50年代在北大历史系留过学的越南“中国通”，如今已74岁高龄，但依然“退而不休”，始终关注越中两国的交往和各自的发展问题。阮辉贵教授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对越中未来关系表示乐观，他特别提醒说，与两国南海问题毫不相干的外部势力开始介入，就是要制造越中矛盾，对此中国“不要上了当”。

中越关系是“同文、同种、同志”关系

　　环球时报：作为老一代研究中国问题的越南学者，您怎么看两国之间过去的交往？
　　阮辉贵：我常说，中越两国有“三同”———“同文、同种、同志”，两国关系是“三同”关系：越南与其他大多数东盟国家不一样，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同源；中国有56个民族，越南有54个民族，在中越边境有一二十个跨界民族，越南领导人农德孟是岱依族人，据研究，这个越南最大的少数民族和中国的壮族就是跨境民族；两国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都很重要。就如同美国与英国的关系，和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不一样。因为美英两国不光在政治上连在一起，民族也相同。因此，越中本来就应该是特别关系，只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才出现了一些问题。
　　中越关系不好的那段时期，我很难过。当时，有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越南学者被迫转行，比如研究中国历史或中国文学的转为研究苏联历史或法国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改为研究马列哲学。但我继续研究中国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我非常高兴。我认为，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也有紧张的时候，但这些并不能反映两国的真实关系。这些年，我到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都进行过学术交流，前不久去安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我确实发现两国关系变得平静下来，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但一些越南学者对中国一些媒体对越南的报道有不同看法。
　　环球时报：中国一些学者也认为，越南媒体上有时出现对中国不友好的声音。那么，您怎么看两国媒体对中越关系的报道？
　　阮辉贵：越南目前存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来说，也有很大的好处。因此，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处理两国关系。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很多，包括媒体，因为会涉及到很多敏感的问题。有些越南记者受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有的记者不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是个严重的问题。国际上，也有故意挑拨的声音，主要是逃亡在外的反对越南现政府的越侨，他们会利用民族情绪来挑拨越南与中国的关系。越中关系不好，他们就高兴。两国媒体应该了解这些情况。两国关系有时存在矛盾，但媒体不应再引起误会。我常和越南媒体的人说，中越两国关系很重要，两国两党应紧密团结。不报道不真实的消息，不要走极端，要多提建设性意见。
越南也担心被美国“和平演变”
　　环球时报：作为越南学者，您怎么看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
　　阮辉贵：中越领土争端过去主要存在三个方面：陆地边界、北部湾划分和南海问题。现在剩下的就是南海问题。中越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受南海问题的影响。对两国来说，南海问题都很重要。我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看，双方表态和宣示都有些“过”，有些“硬”，脱离实际，很难实现。双方不能在缺少研究的背景下，带着民族感情来谈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是在一段时间内不太可能得到解决的问题，中越内部要营造一个好的氛围。
　　环球时报：美国今年表示出要介入南海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阮辉贵：对这些外部势力来说，南海问题与它们毫不相干，但它们正在制造越中两国的矛盾。
　　环球时报：现在有一种说法，为制衡中国，越南正在接近美国。是不是这样？
　　阮辉贵：有人说，中越关系好时，越南对美疏远，但当越南感到中国对越南压力大时，就会与美国接近。其实这不是本质问题，只是越南的外交路线。整个东南亚国家，都想平衡自己的对外关系，这是现实。越南有个问题，那就是美国也对越南的政治制度施加压力。在外交方面，越南会在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以及在国际问题上搞平衡。同时，越南对美国也提高了警惕。越南高级官员也说“和平演变”，担心美国在宗教、人权问题上对越南的做法。在美国有100多万越侨，大部分是当年伪政权时期过去的，其中一些人还在想着颠覆现在的越南政权，所以，我们对这部分人特别警惕。“利用越南来包围中国”，这是美国的想法。所以，如果中国对“越南与美国改善关系”有意见，那么就上美国人的当了。
　　环球时报：越南国内有“亲中”、“亲美”或“亲俄”之分吗？
　　阮辉贵：我认为，越南国内没有亲中、亲美之分。遇到相关的事件，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越南与中国有竞争是正常的
　　环球时报：以前西方说“中国威胁论”，现在又说“中国强硬论”，您怎么看这些论调？
　　阮辉贵：我是百分之百相信，中国现在不会、将来强大了也不会侵略其他任何一个它承认的国家。可是，对与中国有领土争端问题的国家，是另外一个问题。和中国有领土之争的国家，如果那时中国与它发生冲突，那不是侵略，而是中国为收回主权而采取的行动。比如在钓鱼岛的问题上，中国不会攻击日本本土，但在特定环境下，在钓鱼岛附近发生武力冲突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你问越南人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也都像我这么看。越南民众也会有这样的危机感。作为学者，我常和越南民众讲，中国讲的是“和平崛起”，因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和平外交政策，对越不会使用武力。我曾在越南共产党党刊上撰写文章，讲两国在南海上的冲突只是“意外”事件，应该看到越中友谊才是主流。
　　有人提出，“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世界是中国的世界”，认为中国正用经济实力整合东南亚，甚至整合世界。他们想提出让中国来领导世界，而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这非常合理。我认为，中国的硬实力已经具备，现在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软实力，未来才能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强国。中国要把东方文化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这样才更稳妥。在越南人的心里，特别是越南高层，非常渴望和中国搞好关系，这不仅能促进越南经济的发展，还能保持自己的制度。因此，我对中越关系还是很乐观的。
　　环球时报：您怎么看越中两国的经济合作？
　　阮辉贵：对中国来说，越南是中国进入东盟大市场的一个桥梁。从经济层面上讲，越中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中越竞争是正常的，就好比中国国内各省也会竞争，越南国内各省之间也会竞争。
　　环球时报：今年6月，越南国会否决了总额560亿美元的南北高速铁路项目，有些舆论说，越南不想在高铁建设方面与中国合作。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阮辉贵：我认为，不是越南对中国不放心，而是这个大的建设计划受越南整体经济规划的影响，会打乱现有越南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平衡。西方帮助越南修过胡志明路，但现在看作用不大。搞南北高速铁路这样大的工程，可能是越南几十年后才应该考虑的问题。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越南的发展过程中，有哪些方面值得中国关注或借鉴？
　　阮辉贵：中国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越南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只是一个做法的两种表达而已。我认为，越南还是应该向中国学习。有些西方舆论认为，越南民主制度改革快于中国，越南的民主比中国多一点，但这个说法不对。哪个国家做法更好，我说不一定。
　　环球时报：在英国一家机构去年推出的国家“幸福指数”排名中，越南排全球第五，为什么越南人会有这么高的幸福感？
　　阮辉贵：越南人性格上乐观，即使生活条件艰苦，依然微笑面对生活。举个例子，前不久河内一个企业关门，导致2000人失业，但两天之后，这些人就安顿下来了，有的是回老家了，有的到其他店里工作。有中国学者问我，为什么越南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越南没有中国那么大。中国目前主要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大城市出现的问题不好解决；二是偏远地区发展还比较慢。
                                        据《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