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反腐再升级铺路IPO注册制

        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落马后，曾在其麾下担当重任的证监会官员接连被查。11月18日，证监会稽查总队副总队长、姚刚原下属习龙生被带走，目前尚不清楚是被调查还是协助调查。另据了解，姚刚妻子胡蓉晖，也于日前从“IPO项目大所”中伦律师事务所离职。截至目前，证监会已有多名中高层干部被带走，具体因何被查，官方尚未披露。以姚刚为代表的官员落马，背后是中国证券发行制度的重塑。保荐制度、发审制度、承销制度等证券市场主要机制，都有“姚刚时代”的深深烙印。
        在中纪委宣布姚刚被查的当晚，证监会主席肖钢就连夜主持召开党委会，再次重申改革决心——要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在发行上市、机构监管、并购重组、稽查执法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权力约束机制，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对旧制度开战，迎接注册制到来。市场基础制度的脱胎换骨，似乎才真正开始。
        截至目前，证监会已有多位中高层干部被带走，具体因何被查，官方尚未披露。
        “不管是因为什么被抓，权力引致腐败。”一位券商高管在姚刚被查之后表示，改革至今，证监会在简政放权方面，到底做了多少，值得思考。
风向 市场监管者
同样需要被监管
        公开资料显示，姚刚自1993年起任证监会期货监管部副主任、主任；1999年任国泰君安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2002年任证监会发行监管部主任；2004年7月，任证监会主席助理、党委委员兼发行监管部主任；2008年起任证监会副主席、党委委员。
        可以看到，自2002年重返证监会以后，姚刚一直负责发行监管工作，掌控中国A股市场IPO发审大权达13年。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何况走了这么久。”一位国有券商资深人士直言，整个发行链条这么长，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他都脱不了干系。毕竟此前证监会系统不少官员都被调查，从其下属李量被调查到发行部的李志玲，再到近期的张育军，一连串的违纪着实令市场震惊。
        13日晚间，证监会召开党委会，通报中央关于姚刚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的决定。证监会党委书记肖钢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当前稳定市场、修复市场、建设市场的任务十分繁重，要进一步推进各项改革，加强资本市场各项基础制度建设。要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在发行上市、机构监管、并购重组、稽查执法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权力约束机制，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各项工作，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金融领域的反腐对于投资者的保护是一件大好事，这无疑引起市场乃至管理层反思。监管者监管市场，那么监管者是不是也要被监管是一个问题。金融反腐不仅仅治标，对资本市场的治本更有重大意义，未来要通过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的法制，将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展望
未来IPO保荐不再是强制
        值得注意的是，被视为资本市场权力寻租的发审制度随着此轮IPO重启，再次进入修改程序，中介机构的责任约束被大大强化。
        在此次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中，建立了保荐机构先行赔付制度，要求保荐机构在公开募集及上市文件中公开承诺：因其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同时，完善信息披露抽查制度。在目前对发行人披露的财务信息进行抽查的基础上，对发行人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以及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过程进行抽查，对违规行为从严查处，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改动得并不大，都是一些规则性的，根本上应对持续十几年的保荐人制度做进一步完善和改良。目前看，其存在的意义并不小。”一位大型券商研究员直言，毕竟同比其他行业的准入门槛，保荐制度则赋予了保荐人权威且专业的义务与责任。
        刘俊海建议，取消《证券法》中的强制保荐制度，彻底终结专业化的保荐机构与拟上市公司“强强”联合、导致投资者弱者更弱的现象，这既有利于强化投资者的风险意识，也有助于淡化证监会对保荐制度的信用背书色彩。
        遗憾的是，在实践中，不少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在接受上市公司申请人委托之后往往与上市公司申请人恶意串通、共同欺诈投资者。不少保荐代表人只签字，只领钱。
        当然，刘俊海表示，上市公司申请人仍可自愿选择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但要在法律中明确：保荐机构与保荐代表人是公众投资者的受托人，保荐机构与保荐代表人应当对公众投资者，而非拟上市公司履行诚信义务和信托义务。建议立法者确立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就上市公司申请人失信行为，对受害投资者的连带保证责任。
        “未来，IPO中的保荐不是强制而是自选动作，保荐机构能不能提供物有所值的增值服务，则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刘俊海如是说。
回顾
二十多年的股票发行审核制度
        2015年以来，证监会落马官员均曾深度参与发行审批。
        6月被证监会开除并移送司法机关的李志玲，曾在证监会发行部任处长职。其被查原因，系丈夫违规买卖股票。
        8月初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的原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局长李量，曾负责创业板发行审批多年，其被查原因，系因收受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等问题。8月末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刘书帆，亦在证监会发行部任处长职，其被查原因，系利用职务便利，帮助某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事项顺利通过证监部门发审会，并帮助该公司股票价格维持稳定并上涨。同时，利用自己获得的内幕消息，非法获利。
        而之后被查的原主席助理张育军、副主席姚刚，以及近日被带走的习龙生，在过去的多年里，都在中国证券发行体系中，拥有强有力的话语权。直接操刀改革的姚刚，在业内还有“保荐之父”的俗称。
        回顾上世纪90年代初，沪深交易所相继成立，证券市场全国统一的股票发行审核制度随后在1993年正式建立。
        初期阶段，股票发行实行审批制，监管部门对股票发行额度严格控制，企业上市需要经过两级行政审批，即首先向其所在地政府或主管中央部委提交额度申请，经批准后报送证监会复审。行政主导的审批制先后经历了“额度管理”和“指标管理”两个阶段。彼时，证监会不但会对企业的质量、前景进行实质审查，还会对发行股票的规模、价格、发行方式、时间等作出具体安排。
        2000年后，股票发行开始实行核准制，一直延续至今。
        2001年3月17日，证监会宣布取消股票发行审批制，正式实施股票发行核准制下的“通道制”，“通道制”即核准制的第一个阶段。到2005年1月1日“通道制”被废除，但其改变了由行政机制遴选和推荐发行人的做法，使主承销商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股票发行的风险，同时也获得了遴选和推荐股票发行人的权利。
        也由此开始了核准制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保荐制。2003年底证监会颁布《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正式推出了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
        保荐制度、发审制度、承销制度，三大制度构成了核准制的基础制度。不过，因为核准制依然有明显的审批痕迹，证券市场发展壮大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痼疾，长期以来饱受各方诟病。
反思
证券市场上的权力之魅
        新股发行审批制度，构筑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基础，但同时，难以数清的“带病上市”的公司，也让二级市场投资者吃尽了苦头。正因如此，证监会多次推动股票发行体制改革，以期根治弊病，让市场回归本源。
        2009年6月，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启动了新一轮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其中，定价和发行承销方式是两个关键环节，改革的方向是通过完善制度进一步强化市场约束，推动发行人、投资者、承销商等市场主体归位尽责。
        2010年10月，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从完善询价过程中报价和配售约束机制、扩大参与询价的机构范围、增强定价信息透明度、完善回拨机制和中止发行机制等四个方面继续推进。2012年4月，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适当调整询价范围和配售比例，进一步完善定价约束机制。
        上述改革依旧停留在完善核准制的阶段，直到2013年11月，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启动了股票发行制度的“注册制改革”。
        “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2015年资本市场改革的头等大事。”肖钢在2015年年初时曾表示，注册制是资本市场一项“牵牛鼻子”的系统工程，也是证监会推进监管转型的突破口。但是，权力下放，谈何容易。
        在肖钢看来，推进新常态下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关键就是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持续推进监管转型。但是证监会内部存在的问题、困难和矛盾还不少。
        “一方面，在简政放权上，不想放、不敢放、不能放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同志习惯于审批审核，不想放权；一些同志总担心风险失控，不敢取消审批；有的则受制于现行法规规定，暂时还不能取消审批或核准。”肖钢在年度工作会上表达了他的担忧，在监管转型过程中，监管人员和被监管对象都不习惯，不少人在等待观望，甚至感到迷茫、困惑。面对股市巨震之后脆弱的市场生态，证监会决定，要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在发行上市、机构监管、并购重组、稽查执法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权力约束机制，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据《第一财经日报》、《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