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参与政治是中国新课题

参与意愿高，实践水平低
史卫民（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政治参与蓝皮书（2011）》执行主编）：蓝皮书显示，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是中等偏下水平，呈现出参与意愿较高，但实践水平较低的情况。在调查对象中，接触过人大代表的比例仅为4%，接触政协委员的仅为2%。但另一方面，“政治参与”被列为蓝皮书的研究对象，说明在中国政治参与的情况近年来变化很大，每年都不一样。北京大学2008年作过一项“中国公民意识调查”，在问到“您平时与他人闲聊批评中央政府或党和国家领导人时，有顾虑吗”，60%以上的人表示没有顾虑。这个调查结果的核心是“表达自由”，而意见表达本身就是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这说明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已经出现政治评价的多元化。
现在中国政治参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参与的形式慢慢多元化，但制度化水平不高。比如现在有听证会，也有网上提意见的渠道，但人们常常发现，听证会开了，没起到什么作用；网上提了意见，几乎没有反馈：不知自己的意见是被有关部门看到了，还是没看到？是得到了认可，还是被否定了？大多数人无法知道自己政治参与的结果，一次两次，就会挫伤参与意见的积极性。在基层选举时，人们虽然有投票权，但选民们并不认识候选人，这样的政治参与也会打折扣。
徐湘林（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将政治参与界定为“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很显然，与20年前比，中国的政治参与已经大大增加了，否则不能解释为什么现在政府决策越来越难。以前中国官员搞个预算很容易，关起门来自己就能弄，现在费事多了，因为需要向民众交代。且不论参与的质量好坏，参与规模在不断扩大的现实也说明中国民间的政治参与确实多了。
张小劲（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对于可靠可通达的参与渠道，中国民众的参与意识很高，特别是有了网络以后，大家都知道有事可以上网说。相较而言，中国人政治参与的法制化渠道与国外相比尚显不足，仍然存在压制政治参与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处在转型之中，个人利益受冲击的情况比较多。因此，在政治参与上，西方是进取型、倡导型的参与，而我们则是防卫式、物质利益考虑型的，很大程度上只关心损害切身利益的话题。
并非政治参与越多，政治越好
徐湘林：政治参与本质上是一个民主化过程。一个人做决定叫君主制，少数人做决定叫贵族制，多数人做决定叫民主制。过去中国实行的是全能式的国家治理模式，由政府主导，老百姓是被动参与，被引导下的配合。在那个体系下，政府有相对强的自主性，因而很高效。现在有所变化了，与政府全能式的弱化相应的，是老百姓政治参与的扩大，这也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应该是一个渐进式的不断扩大的过程，现在很多国内学者搞研究，喜欢拿西方标准的民主格式，比如主张中国要“创造条件来搞民主”，这是幼稚和脱离实际的。其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一般都花了200年左右的时间，而西方民主最初的起点就是贵族参政。亨廷顿说过，急剧的政治参与扩大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往往会给国家政治体制带来巨大挑战，甚至难以承受。
张小劲：并不是政治参与越多，政治就会越好。在政治参与度很高、大家的精力过度投注到政治问题上的时期，往往是社会处在危机或动乱状态的时候。一个明智的统治者，是不会无限提高百姓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意愿的。一旦出现政治热情、意识非常高，而参与政治的理性渠道不多的时候，社会有可能就会产生扭曲，理性的声音让位给口号式的政治运动。这种情况在西方也遇到过。而在中国，政治参与有特殊的表现形式，比如短信和微博，都成了发泄的渠道。微博这个形式在中国特别容易成为政治参与的方式，因为在英文中，140个字符（字母、标点和空格都算）讲不了什么事，而中国字的简洁，使得用微博表达复杂观点成为可能，结果很可能是不经意的行动导致重大的政治风波。
杨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蓝皮书的发布是中国政治学界的一件大事。现在中国学界对政治参与的概念是比较混乱的。我认为政治参与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在一定制度框架下，依照合法程序；第二，政治参与的对象是一些公共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与参与者切身利益有关，但参与者不应该是利益主体利益受损后的申诉。照这个标准，暴力行为不应纳入政治参与的范围；个人信访也不应该属于政治参与，虽然蓝皮书把它列为“接触性参与”。这样界定“政治参与”的话，我认为，政治参与的渠道越多越好。
政治参与应是有节奏的过程
史卫民：可以预见，未来在政策参与方面的空间还会增大。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政策与个人的生活紧密相扣，比如个税、低保、物价等等，未来这种参与政策制定和修改的意愿只会更加强烈。相比之下，人们对于投票选举的参与兴趣可能就没那么大。中国现在迫切要做的，是给予民间意见以重视，让给予发表意见的途径真正发挥作用，在决策者和民众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
杨阳：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是整个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趋势，中国也不可能脱离这个趋势。因此，中国的政治参与道路只能是不断扩大，不会越来越窄。随着中国法制化进程的深入，相信政治参与的渠道会越来越广，制度设计也会越来越科学。
徐湘林：中国的政治参与将是一个有节奏的进程，从控制到放松，再到控制，而不应该是无序增长的，否则会带来政治失序，甚至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以致所有人都要在这种政治失序下承受高额的社会代价。我对中国政治参与的前景并不是很悲观。一方面，政治参与的意愿是谁都压不住的，是必然不断增加的，但另一方面，这种意愿也不可能都得到满足，可以肯定的是，每个人都要作妥协。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显示，在扩大政治参与的过程中，有大量失败的例子，很多国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付出高昂成本。中国如何在转型的过程中，同时实现政治参与和经济建设的增长，让老百姓物质上过得好，精神还愉快，是一个很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