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然改变的官员语言体系

每年开两会花多少钱？如果要评选2011年两会记者提问之最，这个问题无疑会得到很多拥趸的支持。
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人赵启正，就这样被“难住”了。“我很少在这种会议被别人难住过。花多少钱，我还真没有数据。我想钱还是不少的，如何节约又足够满足会议需求的，我们有一位专门的秘书长管理。容我会后一两天内给你发一个电子邮件或者短信告诉你。”赵启正说。
五天后，全国政协办公厅新闻办通过短信将数据告诉了提问的记者：去年政协全体会议的花销是5900万元。
从赵启正漂亮地回答了“最难的”问题开始，今年全国两会，狭隘意义上的官话体系就已经在被逐渐刷新。
“官话”也可以很亲民
王岐山的发言无疑是其中的又一个范例。
3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很不好意思，这件事我们很不好意思。”谈到食品安全问题时王岐山连称“惭愧”，他回忆起年轻时曾吃不饱，“结果现在很惭愧啊，刚吃饱，就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好东西多了，吃起来却有点不放心”。
王岐山的表态，引起网上热议。除了体现国家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和自责，副总理脱口而出的“不好意思”，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官员话语体系的转变。
口语化的表达，不仅相对更容易传播，也更能让受众产生亲近感。3月9日，商务部长陈德铭出席记者会，一开始，他就主动表示：“我想今年有新的形势，大家又有问题要考我，我力争能够回答得准一点儿、好一点儿。”谦虚的姿态，很容易让人心生好感。
同样说“大实话”的，还有外交部长杨洁篪。在谈到中国购买欧洲国家国债遭遇国际担忧时，杨洁篪发出了“中国人做人难”的感叹。“我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提到‘战略’的高度来分析。中国人做人也蛮难的，朋友希望我们施以援手，到底是做还是不做？不做有人说话，做了也有人要说话。”
官员发言口语化表达的，当然也不全是轻松和幽默。比如也是关于食品安全问题，赵启正就直指奸商“丧尽天良”：“总会有少数的不讲诚信，甚至丧尽天良、不惧怕法律的食品方面的奸商，还需要强大的舆论监督”。
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让“官话”不再冰冷生硬，而是多了几分感性和亲民。
不回避敏感问题
对于跑两会的记者来说，官员如何应对提问，是一走了之，还是敷衍塞责，抑或直面问题，都成为观察中国官话体系的又一风向标。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全国两会上，“一走了之者”明显变少，无论是面对上海胶州路大火，还是江西宜黄拆迁、浙江钱云会案，各地的一把手基本上都没有回避。
江西省委书记苏荣谈到宜黄拆迁事件时则坦承“教训很深刻”。苏荣同时说，我们不去苛求每一个观点都正确，不去苛求每一个报道都真实，一切都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对此，一位资深媒体人在微博上赞许苏荣“更务实”。
务实，需要的当然不只是勇气，更要有底气。刚刚走马上任不到一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显然很有底气。
新疆代表团举行开放团组活动，在记者的包围下，张春贤主动问“还有敏感的没有？”有记者问他会不会带头公示自己的财产，张春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我已经按照中央现在的有关规定，如实填报了自己有关的情况。如果将来有制度设计，需要向全社会公布财产的话，我会率先公布我所有的财产。”
不仅地方，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本次两会上的说话水准和面对公众舆论时的态度，也都可圈可点。
一个和名片有关的故事，发生在新任工信部部长苗圩身上——— 众多记者上前和苗圩打招呼时，没想到的是，苗圩居然掏出一匝名片，给记者们一个个分发。《新京报》记者感叹，“从业9年来，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发名片给记者的省部级官员。”
直面敏感问题，还要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两会期间，还有一个官员的表态引起了媒体热评，他就是发改委主任张平。3月7日，张平在记者会上针对一些地方为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采取拉闸限电等行为，张平“主动认错”。他说，“这不是我们的初衷，这些做法也是不妥当的，我也如实地向社会、向记者朋友做出检讨。”
巧妙对外宣示政策
敢说话，会说话，还要巧说话，说得恰到好处。因为很多时候，官员说话不仅仅代表个人风格，其背后还有政府的施政方向或政策对外宣讲。刚刚落幕的2011年全国两会上，中国部分官员也可谓交出了一份巧妙的答卷。
3月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李肇星刚回答完中国军费预算问题，就遭遇一名印度记者的追问：中方增加国防费会不会给邻国，比如印度带来更大的压力？
李肇星在首先表示欢迎来自“友好邻国印度”的记者提问后话锋一转，“中国国防预算占GDP比例在全世界是相当低的，比许多国家都低得多，远远低于本国GDP的2%。你来自印度，相信作为一个资深记者，肯定知道印度国防预算占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据我了解，印度的国防预算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总量的2%。”
数字对比，一目了然，很多网民直呼这个答复“很给力”。
要改变的不仅是语言风格
当然，让所有官员都能“亲民地发言”显然还需要一个过程。同样是在2011年两会期间，某省领导在面对记者大谈当地十二五规划时，突然听到有记者询问当地某名牌产品涨价问题，却选择了“拔腿就走”。而时至今日，一些地方仍不时冒出官员的“雷人官话”。
至于有些干部为什么喜欢说空洞的套话、写官样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曾指出，根源就在于：要么没“料”，要么没“胆”，要么没“法”。在张鸣看来，正因为他们对问题不了解，工作不扎实，心里没底，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所以“只好躲到官话套话里混日子”。而还有的干部则是缺乏责任和担当，说话办事瞻前顾后。当然也有一类是不懂得改善交流方式实现有效沟通的和传播的方法，所以只是“习惯命令、指示、训导等老一套”。
资深评论员刘洪波指出，真实的政治，必然要求真实的官话，必然使官话与民话之间的差别缩小。如果仅仅是让官员改变语言风格，作用不会大，只有改变社会治理的办法，狭隘意义上的官话才会自然慢慢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