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官员任独立董事凸显法律空白

刘鸿儒，81岁，退休前曾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此前还担任过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目前他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和东英金融投资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最近，他的这个身份遭到了非议。
官员退休后能否去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7月6日，人民网《34位退休高官任内地50强公司董事 年薪几十万》一文引爆了互联网上对此事的讨论。
独立董事的制度来源于美国，我国1997年加以引进。独立董事是董事会的成员，拥有对董事会决议的表决权，通过参加董事会会议，在董事会的决议形成过程中，能对公司的决策过程形成有效的监督。
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教授解释，独立董事往往参与企业的一些事务管理，主要职责是面对公众，处理公众事务，作用是维护公共利益。
笔者对沪市A股流通市值排名前30名的上市公司做了调查统计，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还只是少部分。沪市A股流通市值排名前30名的上市公司共有148名独立董事，其中退休官员有29名，约占20%；学界人士有50名，约占34%；业界精英有69名，约占46%。
在这30家公司的独立董事中，退休官员所占的比重大于50%的企业有3家。中国石油共有独立董事5名，其中3人是退休官员，除刘鸿儒，另外两名分别是李勇武和崔俊慧。
李勇武曾经担任过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会长、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局长。2005年11月至2008年5月，他担任中国石油独立监事，从2008年5月起担任中国石油独立非执行董事。崔俊慧于2000年1月至2007年1月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从2008年5月起被聘任为中国石油独立非执行董事。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有独立董事4名，两名退休官员，学界专家和业界精英各1名，退休高官占50%；中国人寿有4名独立董事，3名退休高官和1名业界精英，退休高官的比率高达75%。
也有的上市公司并没有聘请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如中信银行、中国联通等。
从事金融、财务、税务工作的退休官员成了“香饽饽”
北京东友律师事务所王慧姣律师告诉笔者，独立董事的薪酬是各个公司依据自身的情况来制定的，没有统一标准。
在笔者调查的30家上市公司中，担任独立董事的退休官员最大的年龄81岁，年龄最小的62岁。大部分退休官员的年龄在65岁到70岁左右。
30家公司中，有10家公司公布了由退休官员担任的独立董事的年薪，最高的55万元，即中国银行的梁定邦，他曾担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香港证监会主席；最低的2.15万元，贵州茅台的陆文鼎。陆文鼎退休前担任过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在6家公司公布的独立董事薪酬的名单中，仅仅缺少退休官员的那部分。如中国工商银行没有公布曾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的年薪，该公司其他的独立董事年薪分别为50万元、49万元和47万元。民生银行也没有公布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的年薪，已公布的独立董事年薪最高的111万元，最低的85万元。像这样的公司还有上港集团、海螺水泥、海通证券、北京银行。
在笔者统计的这些公司里，有的退休官员不仅担任一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如，梁定邦是中国人寿和中国银行两家公司的独立董事。
在这些公司里，从事金融、财务、税务工作的退休官员成了“香饽饽”。另外，有的公司聘请公司所在地的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如贵州茅台的独立董事陆文鼎曾任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海螺水泥的所在地在安徽，该公司的独立董事是丁美彩，丁曾任安徽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安徽省财政厅副厅长。
专家认为这并不是“腐败”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谷文杰认为，学者或者普通人担任独立董事，可能他所使用的资源是自己自身的资源。但是在我国“官本位”的传统下，退休官员即使离职，对社会依旧有着很深的影响，能够分享到很多公共资源，因此容易引起网友对他们的关注。
我国《公务员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王慧姣律师说，独立董事不在公司任职，没有公司股份，“他到底有没有出谋划策，有没有从事营利性的活动是判定不出来的。”
官员退休后，他所从事的活动如担任独立董事不需要有关部门批准。“因为他们已经退休，法律对他们的行为没有特别严格的限制。”王慧姣补充道。
很多网友认定，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就是“赤裸裸的腐败”，“当权时给予了利益输送，退休后进行利益兑现可有效避免反腐败监管。”
王慧姣回应说：这不能片面理解。如果官员利用自身的专业素质优势担任独立董事，对公司的发展能起到监督作用，且没有为自己谋求特殊利益，那当然是好的，毕竟国家的发展还是需要依靠这些上市公司的。从积极方面而言，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可以为公司出谋划策，还可以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人脉关系和社会资源，帮助所任职的公司走向国际。
公共行政学专家、国家行政学院的竹立家教授认为，这并不是“腐败”行为。他说，这种现象各个国家都存在，在某些西方国家，退休官员去企业任职是很正常的事。
网友们认为企业聘请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利用退休官员的人脉关系为企业谋利。笔者目前还没有看到有网友为退休官员“鸣冤”，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一事的网络舆情呈“一边倒”的态势。
谷文杰认为，这是中国网络舆论的一个普遍现象，即情绪性重一点，理性少一点。“主要是因为目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遇到此种情况很容易想到腐败。”他总结网上的言论“大多缺乏理性的判断，大部分舆论以宣泄为主”。
不过，谷文杰也说，“网友期望国家在这一方面加强监督和管理，这是理性的。”
必须回避一些东西
国内有些学者针对独立董事做过专门的研究，如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朱慈蕴教授，在我国引进独立董事制度之初就写过一篇论文《评我国独立董事之引进》。她在论文中指出了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问题，像“独立董事有权力滥用的可能”、“独立董事的精力和能力有限”和“独立董事的独立性难以保证”等。朱慈蕴试图找到引导独立董事自律的方法。她在论文中提出，可以“创造合理的独立董事信用机制”。
针对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这种现象，朱慈蕴认为，有的退休官员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去企业任职无可厚非。“如果是利用官员社会关系资源的话，那我还是反对的。”
在西方国家也经常有一些退休官员去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但没有引起争议。仲大军解释说，因为我国是“官本位”的国家，越是高官，越容易被企业所看中。“他们看中的就是那些官员的资源，官员虽然退休了，但是还有很大的权力资本，权力资本和商业资本一拍即合，商业资本也需要权力资本的保驾护航。”
他们认为，认可退休官员去企业任职，但必须规范他们的行为，避免退休官员在企业里利用以前的社会关系为企业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竹立家认为，虽然退休官员可以去企业担任独立董事，但是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方面。有些担任独立董事的退休官员，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报酬过高。他们的劳务报酬应有相关的规定，要设置一个最高的上限。
竹立家说，必须回避一些东西，比如，制定规范限制专业方面的要求，退休官员不能去原先任职行业的企业去任职。“比如，曾经管理煤炭的官员，就不能再去煤炭行业任职。”但是也不能去和自己的专业知识毫不相干的企业。“企业任用退休官员看中的应该是他们的知识专业，而不是权力资本。”
除了专业领域，竹立家认为地域也得限制。“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任职，那么退休后就不能再在这个地方的企业任职。”
国外如何规范退休官员
美国：制定严格的约束性法律
美国也有高官退休到企业兼职，但是美国制定了严格的约束性法律。据《瞭望》报道，1978年，美国国会颁布了《政府行为道德法》，对政府官员离职后的从业行为作出了详细规定；1989年，政府对该法进行修订，颁布了《政府道德改革法》，将官员离职后从业行为受限的范围，扩大到国会议员和国会高级官员，对行政部门官员离职后行为的限制条款也作了修改。该法规要求官员退休或离职后，可以到企业兼职，但是必须申报财产，连亲属财产也要申报，其目的就是为了强化监管。韩国：监管不力导致银行倒闭
今年春，韩国釜山银行遭遇挤兑风潮，若干家分行停业。经调查发现，一些韩国政商界的前高官是这些银行的董事或顾问。据韩国媒体报道，部分储蓄银行将国家情报院、警察厅、国税厅、监察院离职高官，国会议员和政府退休部长聘为顾问或外部董事，利用他们进行各种游说活动，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韩国各大律师事务所和金融机构之所以愿意高价聘请这些顾问，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离职高官仍然能在自己原先管辖的领域发挥“余热”，从政府部门那里获得国家重大项目，或者请自己提拔的官员帮助解决问题。前高官们甚至可以发挥“盾牌”的作用，防止检察、税务、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
有韩国媒体总结了各领域退休高官的“价码”，如果是人脉广泛、与现政府关系良好的高级官员(副部长级以上)，到了大律师事务所的年薪甚至可以超过600万元人民币。
韩国现行的《公职人员伦理法》的规定和我国的规定很相似，公务员不得就职于和自己退休前3年工作部门有直接业务联系的企业。
有的官员退休之前更换工作部门，通过“洗职务”的做法来钻法律空子。
退休官员任独董为何引争议
官员退休后重新上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争议的核心是退休官员成为独立董事的程序是否合理、合法，退休官员是否胜任新的职位，能否在新的职位上发挥功能，为公司的决策提供真知灼见和民主公开的决策氛围。
退休官员成为独立董事，是主动请缨，还是面对公司的邀请盛情难却，我们不得而知。这也使得一些网民指责退休官员成为独立董事，凭借的不是高人一筹的业务水平，而是先前从政经历和人脉关系。“出力少，拿钱多”是公众对退休官员任独立董事的担忧。一些网友质疑独立董事没有硬性的工作要求，容易流于形式或成为摆设，而公司对独立董事的工作状况缺少公开报告与公开评定，使得外界不方便收集数据进行查实，就难怪有人说独立董事出力少、是虚职了。何况，据媒体报道说独立董事的薪酬优厚，如此一来，人们就形成一种印象：独立董事是一个出力少、拿钱多的肥差。肥差被诸多退休官员分享，极容易被人们理解成内部操作。
争议还在于，设立独立董事的出发点是保护中小股东利益，防止一股独大。可现实中，独立董事的选聘并没有让中小股东参与，而是由公司决策者酝酿人选，这就不能不使人生发猜疑，是公司高管借助独立董事这一肥差拉拢官员，还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对先前领导恩惠的回馈？
退休官员变身独立董事不是最近才有的，2001年证监会就发文要求各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那个时候就有相当一部分退休官员出任公司独立董事。这么多年过去，公众依然对退休官员任独立董事耿耿于怀，原因何在？
退休官员虽然从领导岗位退下，可未必就“人走茶凉”，再加上官员退休以后，影响力难以得到有效约束，一举一动不再受到严格的监督，他们若成为独立董事，将有可能利用自身影响力替所在公司做出逾越市场规则的不规范动作，为公司获取利益。这或许正是上市公司对退休官员抱有兴趣的重要原因。
如果上市公司聘请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成为一种风向，对于独立董事在中国的发展也可能存在不良影响。这对建立独立董事的选聘机制是一种阻遏，影响独立董事人才市场的构建。如果一些官员看到退休后能凭借之前的从政经历换取可观薪酬，会不会在退休前就对相关企业给予行政便宜或政策惠顾？
公众质疑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其实是对官员权力有效期的质疑。官员在任期间面对诸多约束和监督尚有徇私枉法之人，卸任后少了约束和监督，他们的所作所为凭什么让人轻易相信。打消公众对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质疑的办法，除了尽可能公开相关信息，如何行之有效地对退休官员进行约束和监督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