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官场为何常刮自杀风

中日韩三国有着相似的“官场文化”，特别是近几年频繁出现官员自杀现象，且多为来自基层的中年男性官员。每次听到这样的极端事件，总会有人猜想这些官员犯了什么事，因为在日本和韩国，“体面文化”、“耻感文化”让卷入丑闻的官员轻生不是什么新鲜事，涉嫌腐败的中国官员也被日本媒体议论为“在民众对真相的持续追问下一死百了”。但调查又表明，多数东亚官员选择轻生是因为重压之下心理健康出了问题，有的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相比东亚，欧美官员显得没那么脆弱。如何让官员摆正心态、独善其身，如何防范官员自杀，这些问题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有中国学者希望，中国官场应该“更科学一些”。而在社会舆论监督的影响力日益强大的今天，中国官员也要努力适应新的变化，积极进行调整。
抑郁逼死不少官员
最近几年，中国一些地方官员因抑郁自杀的消息多了起来。7月10日晚， 48岁的河北邯郸市邯山区区长张海忠在办公室自杀，生前他患有抑郁症，有失眠病史。4月20日，50岁的山东聊城市阳谷县维稳办副主任陈国庆在办公室自缢，这位正科级官员“曾有明显抑郁症状”。
与此同时，另一类官员自杀则常常让人们与官员腐败联系在一起。英国广播公司曾在报道中国官员自杀现象时说， 一些腐败官员自知无法逃避法律严惩而心理压力过火，或因企图中断查案线索、保护“既得利益者”而选择自杀。日本《周刊新潮》今年4月在一篇文章中说，在中国一种现象逐渐多起来：因贪腐嫌疑而被羁押调查的官僚“突然死亡”、选择用自杀方式回应警方调查。文章说，中国古话说“一死百了”，对这些身败名裂的官僚而言，就是“用—死来解决问题”，以此逃避一切。日本Kinbrick网站前不久还列出自2007年至今因涉嫌腐败问题而自杀的中国官员名单，并评论说，现在来自社会和民众的愤怒声给他们造成巨大压力，特别是民主化时代民众“对真相的持续追问”让他们无言以对，只能自杀了事。
一旦有官员自杀，公众首先猜测与腐败有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辛向阳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日前的制度建设还不完善，又处在腐败的易发期，官员腐败行为比较多，出了官员自杀的事情，大家很容易这样联想。中共中央党校蔡霞教授也表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公众对官员这个群体整体上的不信任，说明公信力在下降。
韩日官员面临“冷酷的政治现实”
谈到官场文化，日本和韩国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韩国是一个自杀率较高的国家。韩国统计厅2010年9月公布的资料显示，2009年韩国自杀身亡的人数占全年总死亡人数的15.1%，其中“公务员和事务性工作从业人员”为自杀人数的18.5%，排在所有行业之首，是“农渔业从业人员”自杀人数的2倍。韩国公务员自杀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因为牵扯到贪腐问题，接受警方调查，精神压力过大。今年6月20同，韩国江原道襄阳郡49岁的公务员金某上吊自杀。他在遗书中说，接受了某建设公司的接待费用，但没有进行其他勾结，希望警方能够彻底调查清楚。有分析说，官员自杀的情况反映出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体面文化”。另一种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心理健康出现问题。2009年10月至11月间，京畿道先后有2名官员自杀，生前都很清白，家人反映他们“因工作压力过大，精神状态一直不好”。
“在日本做官僚不容易”是日本人常说的一句话。工作压力大也成为日本官僚“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日本一家社会研究所201O年调查显示，20%接受调查的政府或企业行政人员承认自己 “曾考虑过自杀”。日本《新观察者》2010 年曾说，因社会压力大，日本官员过劳死、患有抑郁症、举止失常甚至自杀的情况非常多。其中，40至50岁的男性基层行政官员更是因压力大而“非正常死亡” 的多发人群。2002年，在日韩世界杯即将开幕之前，静冈县藤枝市负责世界杯训练营工作的一位教委课长因不堪重负，写下“不能完成期望的工作”的遗书后自杀。静冈县当地报纸惋惜地说，官员被当成“万能钥匙”，过分使用让他们“心理崩溃”。日本雅虎网站形容一些日本官员是 “不睡觉的丁蜂”：每天早上6点从家里出发，在漫长的地铁“通勤”后到达办公室，然届是一天“充满了琐碎、重复和厌于尊严和名誉的执着感”进一步推动了官员的自杀行为。此外，日本政治界拥有根深蒂固的“集团文化”，有的官员会因未能完成集体使命或“替人受过”而轻生。日本《周刊新潮》2008年曾对此评论说，日本政坛的一些自杀案显示的是“冷酷的政治现实”，集团利益和压力足以让一个官僚之死不明不白。
欧美官员多引咎辞职
相比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官员自杀多发现象，欧美国家有关官员自杀的报道很少。最让美国人震惊的是，1987年1月22日，被指控贪污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财政主管罗伯特举行记者发布会，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宣布辞职，但他冷静地掏出一把枪，在声称自己无辜后自杀。罗伯特自杀前面临高达55年的监禁和30万美元的罚款。俄罗斯官员自杀的案例相对也很少。近两年比较轰动的是7月5日，俄总检察院年仅45岁的局长维切斯拉夫-西佐夫在办公室开枪自杀。自杀前，他曾给夫人打电话说：“娃柳莎，我现在感觉非常不好！一切都完了，再见！”有报道说，西佐夫不愿参与对莫斯科州一起地下赌场案件的检察工作，因此引来上级不满。
在英国，常听到政府官员因工作失误引咎辞职的消息，但官员因压力大或丑闻自杀很少见。伦敦大学社会学者普朗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国家公务员的生存压力没有亚洲同行那么大，只要把手头工作做好，每个月就会有可观的工资，退休后还会有一大笔退休金，因此多数官员不会“心生他念”。
欧美官员对待抑郁的方式不同于东亚国家的官员。在美国人看来，抑郁是一种很常见的精神疾病，甚至连亚伯拉罕·林肯和丘吉尔这样的历史名人都被传有抑郁症。因此，患有抑郁不意味着一定要去“亲吻死亡”。前美国参议员劳顿·切利斯1991年公开自己患有抑郁症后，仍当选佛罗里达州长。来自肯尼迪家族的帕特里克也在公开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并有药物依赖后，继续担任了多年的众议员。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大卫·克拉克认为，相比普通民众，被选举出的政府官员自杀倾向要小。克拉克说，各种政治或私生活中的错误一旦公开，美国政客肯定会有羞耻感，为此引咎辞职，但仅凭政治压力不会让他们选择自杀， “我们有太多的政客经历了非常糟糕的情况，但他们没有选择轻生”。
“中国官场文化”还不科学
如何减轻官员的工作、生活和社会压力，是东亚国家媒体和学者关注的话题。日本《时事评论》2009年曾议论说，官员是“国家政治体系的柱石”，在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应当善待他们，为他们减压，否则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会受到破坏。为此，日本精神健康研究所在一份报告中说，官员精神压力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没有得到足够休息，建议官员“多睡觉”。该报告还带动一些政府机构和企业的行政人员启动“每日午睡1小时”的活动。日本社会研究所一个分析组2010 年建议，应为基层官员配备专职心理咨询师，为他们提供及时的“心理按摩”，疏导他们的“压抑心情”。
对中国官员自杀率升高的现象，有日本学者曾说，中国官员因为高压成为 “弱势群体”，一些人自杀也是这种现象的体现。在韩国，官员有时也成了受保护的“弱势群体”。2010年8月，韩匡最高法院受理一起家属为自杀公务员申请政府补偿的诉讼，最终判决是，因工作压力过大导致自杀的公务员可以认定为“公务伤害”，并获得政府补偿。
在记者采访中，辛向阳强调，目前一些官员不适应压力、选择自杀的现象应该属于偶发性事件。还有学者表示，官员心理健康出问题主要原因是压力大，而压力来自不科学的工作方法。蔡霞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不会选择结束自己生命。一些地方政府机构“白加黑”的加班现象成了常态。蔡霞不认可这种以大量消耗人力、时间来开展工作的方式。她说： “我们要把干部和官员当人看，而不是当成政治符号，尊重和保障他们的休息权。”
美国政府官员在从政前通常干过其他职业，如在商界、教育界、法律领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相比之下，东亚国家的官员多是从校园出来后直接进入政府部门，缺乏社会实践和基层经验。特别是在中国，干部选拔过程中又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给官员带来很大的晋升压力。对此，蔡霞提到，我们在用人制度上也有不科学的问题。她认为，尽管中国的干部制度改革有一些成绩，但一些地方在官员的提拔、升迁或调动方面还存在“台面下的潜规则操作”。由于缺乏制度化和客观的评价机制，一些官员在工作中不安全感比较高，对自身的前途难以把握。因此，当遇到偶发事件使其压力大增时，这种不安全感就会转化成极端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