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二代:给我一个平等的起跑线

游荡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
二代农民工向往城市却因户籍、家庭背景等原因不被城市所接纳
快两年了，王东一直在北京朝阳区金盏乡打工。上世纪90年代，王东的父母就从安徽巢湖老家到金盏乡打工。几年后，他随父母来到这里，并在民工子弟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但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小王在北京无法高考，所以初中毕业后只能回安徽老家上学，并在当地考上了大专。2009年，大专毕业的他又回到了金盏乡，但一直没找到稳定的工作，只能在附近的小厂打零工。
没有户口，意味着王东不能享受到北京市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买房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谈到以后的生活，王东一脸茫然：“我不想回老家生活了，但在城市里也看不到发展前途，先在这边熬着，慢慢找机会吧。”
王东的生活状态，正是大多数二代农民工的真实写照。这些年，确实有一些二代农民工通过自身努力摆脱了贫穷、成就了事业，但大多数人还是由于家庭条件差、生存状况难而游荡在城乡之间，成为“边缘人”。他们来自农村，却由于长期在城市生活而对农村疏远；他们向往城市，却因生活压力、户籍、家庭背景等原因不被城市所接纳，很难分享现代生活的快乐。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与父辈相比，二代农民工也有自身显著的特点。他们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会穿西装、打领带，喜欢使用新款手机，普通话说得不错。除了干活，他们还喜欢考虑自己的将来，尽管这种筹划往往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李焕今年18岁了。自打他记事起，父母就把他留在山东的爷爷奶奶家，自己则外出打工。由于缺乏督促管教，李焕学习很不好，上到初中就不愿意再继续读书了，索性随父母来到了北京。
“刚来的时候，一下就被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迷住了，特别兴奋。”李焕说。但没多长时间，他就发现北京虽好，属于他们家的却不多，他父母在北京通州区打工，住的房间又小又乱，每天累得回来倒头就睡，几乎没有空闲时间。
16岁的时候，李焕拥有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父母打工的厂里做杂工，干了不到三个月，他不做了。“活太累，我根本干不下来。”李焕说，之后他在餐厅干过服务员，在大街上分发过广告单，工作总是换来换去。
谈到今后的打算，李焕倒是很干脆：“走一步看一步，还能有什么打算？现在对我来说，不指望能在北京安家、落户、买房子，就希望赚一些本钱，以后可以做生意。”
专家认为，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他们回到农村，安心务农；也不能一味指责他们贪图享受，他们有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权利。政府应当加速户籍、就业、医疗、社会保障、农村土地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尽快消除造成城乡差别和工农不平等的体制性障碍，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管理模式，为他们在城市提供更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找工作莫成“拼爹”游戏
一定程度上来说，决定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往往不再是成绩、能力，而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
“知识改变命运”，曾经是多么响亮的一句口号。如今，这句曾经被无数人奉为真理的话语，却引来了诸多质疑。
杜纯是四川一所高校新闻系的研究生。从研二开始，他便到北京某媒体实习。由于机会难得，杜纯平时工作就非常勤奋，实习单位口头许诺他毕业后可以来工作。然而，到最后应聘阶段，杜纯却并未得到任何职位。事后他才得知，最后入围的人大多有关系，至少也得到相关领导的推荐.
相比而言，孙宇算是很幸运的。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农家孩子，孙宇去年大学毕业后过五关斩六将，成功进入一家国有大型金融企业工作。但入职培训时，他看见好几位并没有在之前的笔试、面试中出现的新同事。后来听同事一说才知道，人家家里早就把工作安排好了，“笔试、面试都不用参加，指标都是从总部直接下来的。”孙宇说。
记者采访时发现，大学生们在看待“就业难”时都很理性，认为是多种因素导致了这一现象，他们对由于能力不足、经验不够导致的招聘失败，并没有多少怨言。但是，如果因为家庭背景不如别人而落败，总会感觉心气儿不顺。
某高校一位大学老师坦言，一般情况下，从“最底层”上升到“大众层”比较容易，只要付出努力总会有相应回报。但再想往上发展，就不那么简单了。个人努力只是参考因素之一。当然，反过来说，只靠“关系”也不行，如果能力没有达到基本要求，“关系”也不会那么好使。浙江大学研究生院从事学生工作的杨老师认为，虽然每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穷二代”和某些人比起来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但只要调整好心态，通过后天的努力也可以逐步改善经济状况。“拼爹”游戏固然存在，但在现状没有明显改观的情况下，不能只会抱怨、应该更加积极，“穷二代”更应关注自身能力的提高。
减少“贫穷世袭”的忧虑
增强就业市场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加快户籍制度等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前不久，一些收入不高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公开表态不愿生育“穷三代”。或许有人说，不愿生育“穷三代”暴露出一些年轻人只懂现实享受、对未来预期过于悲观。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与其讨论“穷二代”为什么没有信心生育，不如正视他们对改善生活、期待公平的呼唤。不愿生育“穷三代”，生动反映了他们对贫穷代际传递、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的忧虑。
从根本上说，阶层固化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建设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多年来，我们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过于追求增长速度，把应该配置到社会领域的资源也配置到经济领域。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没有及时调整，严重侵蚀了人们公平获得资源的机会。遏制愈演愈烈的“拼爹”游戏还须加强制度约束，增强就业市场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加大对就业“关系户”的惩罚力度。要从最基层开始，促进社会成员的合理流动，消弭不同二代之间的鸿沟，让“穷二代”相信可以凭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穷二代”人力资本弱、社会资源少，要他们依靠自身的力量去摆脱困境很难。这需要外部力量的导入。政府应该加强对“穷二代”的人力资本投入，同时，加快户籍制度等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发挥政府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