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知中派”面临断层吗

        11月初，两岸最高领导人在新加坡实现66年来的首次握手。新加坡不只在两岸关系中扮演“微妙”角色，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堪称沟通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桥梁。“实在小得无法改变世界”的新加坡何以如此？这与新加坡的“特殊性”——与中国的同源同种，以及其领导层对中国的了解不无关系。新加坡已故领导人李光耀被认为是该国最大的“知中派”，同时被视作“西方认识中国的领路人”。那么，“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呢？它还能与中国保持那种“特殊关系”吗？“目前这种机制大概还能持续15年，之后怎样要看现在的新加坡政府”，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毫无疑问，‘知中派’将发挥很大作用。”不过，新加坡的“知中派”能不能持续，力量够不够大，不少人心里存疑，包括郑永年在内的学者直言“新加坡的‘知中派’不够多”。
学者：“知中派”数量不够
　　从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到著名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大约30分钟车程，《环球时报》记者和出租车司机聊起家常。司机姓郑，50岁出头，祖籍广东，是新加坡第三代移民。除偶尔冒出“德士(出租车)”“帕先(百分之)”等新加坡式表达方法外，记者与他中文交流基本无障碍，直到他得知记者祖籍山东，大喜说道：“山东？那离广东很近啊!”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11月数据，新加坡常住总人口临时数字为553.5万，公民为337.5万人。华人占新加坡公民人口的74.2%，祖先多来自福建、广东以及海南等地。早期来新加坡的华人因有在中国生活过的经验和背景，对中国的了解比较深入，而且跟老家的亲戚朋友联系较多。年轻一代华人对中国的了解则总体停留在一个比较浅的层次上。
　　2015年24岁的李女士祖籍福建省福清市，她用流利的汉语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我的祖先是福建人，可我是新加坡人。我从没去过中国，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可能会去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看看，这么多年已经和老家的人失去联系了，所以应该不会再回去了。”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同《环球时报》记者谈起这一现状，说他有两点感到“不踏实”。一是新加坡年轻人对中国了解不够多;第二是“知中派”数量不够大。
　　本月上旬，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称，新中过去25年的发展并非偶然，而是上一代人花了很多心思孕育的成果，尤其是建国总理李光耀。遗憾的是，他在2015年3月与世长辞。“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少了长期热衷接触中国的领导人，也少了懂中文并欣赏中华文化的华校生。报道称，有受访学者表示，目前新加坡“知中派”还不够。学者郑永年说，新加坡需要培养新一代对中国有强烈兴趣、真正意义的“知中派”。“你不能说新加坡人是华人，就‘知中’了，这是两码事。”郑说。
　　“中新两国不是一般性质的国家关系，而是已经升级为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合作规模相当大，涉及各个领域。”顾清扬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距离新加坡最近的世界级‘superpower(超级大国)’就是中国，新加坡要想和中国展开全方面合作，仅了解皮毛是远远不够的，‘知中派’人员在知识的广度、深度以及数量上都需要加强。”
四代领导层中的“知中派”
　　尽管中新建交仅25年，但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两国就实现了领导人互访。之后，李光耀几乎年年访华，前后出访中国多达33次。“新加坡之所以能保持与中国共通的华人情感，维系远房亲戚的良好关系，和开国总理李光耀对中国‘极其浓厚的个人兴趣’息息相关，他肯花心思去研究并理解关于中国的方方面面。”郑永年说，“李光耀早在毛泽东去世之前就预计到中国将要崛起，并把中国崛起看成新加坡的机会。”
　　在李光耀的团队中，“知中”者不在少数。曾在新加坡外交部任职的李炯才是促成李光耀首次访华(1976年)的重要人物之一。1975年，他随时任新加坡外长拉惹勒南访华，此后以外交官、游客、商人身份到访中国100多次。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由于同源同种，语言互通，加上李光耀的个人魅力，新加坡经常成为促成中西交流的中间人。早在上世纪90年代，李光耀就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并一再在国际场合提出这一看法，而且身体力行地与中国搭建关系。因此，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可谓“知中知华”的佼佼者。
　　郑永年提到，香港和台湾至今还在用繁体字，新加坡不仅保留了华文教育，还推行简体字，一步到位和大陆接了轨。李光耀如果不是作为一个华人理解中国的话，他不会做出这种判断。
　　其实，从政府层面看，现在的新加坡对中国依然非常重视。现任总理李显龙作为“知中派”的代表自不必说，据新加坡人力部政务部长张思乐透露，新加坡政府内的部长级官员，每个人都必须负责与中国有关的业务。刚刚卸任的前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李奕贤更是笑称自己每年有1/3时间在中国。在逐渐浮出水面的第四代领导层中，最受人瞩目的陈振声、王瑞杰以及女部长傅海燕基本都能讲一口流利的华语。
　　王瑞杰是地道新加坡人，曾担任李光耀的秘书，说一口流利华语，对中国研究颇深。另一位代表人物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李显龙称她“精通双语，是代表新加坡新一代的双语人才。”当地学者称，“沈颖讲中文就像播音员一样标准。”
思维西化带来隔阂
　　不过，李光耀的“知中知华”并非“亲中亲华”。由于历史原因，李光耀一直对共产党保持高度警惕，李光耀甚至关闭了唯一的华文大学——南洋大学，并在各个阶段全面推广英文教育，导致新加坡有一代人成为黄皮肤却不会讲华文的“香蕉人”。这一代人如今40岁左右，是社会中坚力量，而这样的文化断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加坡“知中”的程度。
　　这个时间，恰恰又是中国经济腾飞、社会巨变的阶段。文字的隔阂最终带来思想的断代，就连李光耀后来也意识到儒家文化对于新加坡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同时，意识到中国发展带来的巨大合作潜力，新加坡政府后来积极推广华文教育，并在各种场合强调知晓华语的优势。
　　经过多年努力，新加坡年轻一代的华文水平再次回升，但与李光耀时代相比，新加坡社会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年轻一代能用华文交流，但思维已严重西化。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曾报道称，新加坡的中文教育名存实亡。因为对英语为第一官方语言的新加坡人来说，学汉语的难度已经不亚于欧美人。
　　顾清扬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新加坡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早期主要与欧美联系，出口、贸易面向欧美，银行系统也和西方接轨。久而久之，英语学习和西方知识的传授在社会就业和教育体系中占了很大比重，说白了就是“说好英语，接受西式教育更好找工作”。
　　新加坡社会近年来对于中国新移民开始产生抵触情绪，两国之间同文同种的感觉也在淡化。顾清扬就表示，懂得华语和中华文化，未必能对中国的发展有深刻了解，“这就是所谓的听懂了语言，但听不懂语言背后的故事。”
　　“李光耀先生对中国本身有着非常强烈的个人兴趣，使得他对中国的理解比很多中国人还深刻，很多外国政要要向他请教。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对中国是否还有强烈的个人兴趣呢？这是一个疑问，老一代毕竟过去了”。郑永年说。
“扔出去”与“挖进来”
　　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新加坡国会议长哈莉玛曾表示，她不认为新中领导人与民间的联系，会在建交至今的一代人时间之后出现断层，“跟中国领导人维持关系的意识一直都在，我们也一直为此努力。”对于“断层”与否的问题，郑永年也没有给予《环球时报》记者“是”或“不是”的回答，只是说，“接下来是怎么去弥补的问题。”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新加坡政府就提出培养“华文精英”计划，当时新加坡媒体称，这再度说明政府因时制宜的施政之道，因为“有识之士都深信中国将在下世纪成为强大的经济体”。
　　新加坡培养“知中派”的方式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种——“把新加坡人扔到中国去”和“把中国人才挖到新加坡来”。第一种又分为“扔学生过去”和“扔官员过去”两种。新加坡政府有很多种类的奖学金，过去主要支持优秀学生赴欧美高校留学，现在则开始鼓励新加坡的年轻精英到中国著名高校学习。这些人有的从本科甚至高中读起，扎根中国。此外，新加坡很多政府部门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有办事处，相关官员常驻中国，和中方官员、企业家交往。
　　挖掘优秀的中国人才赴新加坡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做法，这类融入新加坡社会的人才熟知中新两国情况，在“知中派”群体中力量颇大。顾清扬说，中国背景的“知中派”和新加坡本土的“知中派”可以从不同角度考虑和研究问题，二者缺一不可。
　　值得一提的是，与研究欧美及日本等其他国家相比，新加坡智库关于中国的研究课题所占比重要大得多。新加坡的智库一类集中在高等院校，像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是新加坡专门研究中国的全面性智库，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把对中国的研究作为重要领域，以硕士、博士教学为主;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主要研究全球战略，对中国的研究也是重要环节。还有一类是民间智库，但目前还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那样名头响亮、具有影响力的智库。
　　郑永年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很多老一代人受华文教育，新一代多数受西方教育。新加坡该如何理解中国？我们这个所(东亚研究所)就是做大量研究，帮助新加坡精英和社会理解中国，这也是我们未来面临的任务。
　　顾清扬在新加坡已生活21年。他说，随着中国的崛起，“知中派”在学术界、思想界以及决策方面作用凸显，现在已成为中新之间不可或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