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系统告别年终考核

        全国公安、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这次长舒了一口气：2015年，工作可能会轻松一点了。让他们感到压力减轻的，是因为1月20日的中央政法委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中央和各地政法机关要全面清理执法司法考核指标，坚决取消刑事拘留数、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项目。而就在上月底，最高法院也决定取消对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考核排名。
        中国司法工作绩效考核久矣！在昨天的舆论场里，几乎每一篇关注这一话题的评论，都能举出一两个考核指标带来的问题———《新文化报》提供的案例是原辽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董雪峰自曝家丑：“‘虽然杀人案件侦破率连续两年达到100%，而由驻所刑侦中队负责的一般刑事案件破案率明显偏低，始终在10%左右徘徊，尤其是占发案总量85%的侵财类案件破案率仅为6%左右。’换句话说，在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命案的高破案率是由其他一般刑事案件的低破案率换来的。”《新安晚报》的版面上，则记录着：“为了提高年底结案率，一些基层法院从每年11月份左右就不办理立案，一审法院也不再向二审法院移交上诉案件，导致不少律师和当事人怨声载道。”而张氏叔侄奸杀案、萧山五青年抢劫杀人案等等这些被破案率、结案率制造出来的冤假错案，更是一再被人们提及。
        指标考核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中国司法公正。也因此，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陈杰人为《羊城晚报》撰写相关评论时，才将这次变革称为：“人权司法保障的可喜进步”。《新文化报》的评论员牛角则认为，“取消各种不合理的考核项目，是法律公正性的回归。而它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避免冤假错案，更在于给社会划定一条公正的底线，只有这样，我们对于效率的追求，才不会失控。”
        指标考核原本是现代社会管理方式的一个重要发明。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对古代中国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后，认为中国朝代的崩亡、社会的溃败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数目字管理。但事实上，中国曾有一段时期，数目字管理无孔不入。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生活被数字所限制，工作又被困在数字的迷宫里。政法系统的指标考核，某种程度上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客观而言，用这种方式来激励并监督执法、司法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初衷是好的，但现实结果却证明，严苛的绩效考核并不适合司法领域。《京华时报》的特约评论员王灏军在论及政法委的此次变革时也想到了黄仁宇的数目字研究。在他看来，数目字管理被用错了地方，“放在执法司法领域，就不尽合理。社会治安状况并不是拘留数越多越好、批捕率越高越好。相反，正因为有这些指标的压力，一些地方反而忧心本辖区治安太好而导致案件数量太少。”
        除了对执法、司法工作者的工作进行监督、激励外，指标考核也反映了中国司法观念中过于洁癖的一面：有案必破、破案必有人被定罪。于是，盲目追逐100%的破案率和有罪判决，就成为执法、司法系统的目标，但这并不正常。《北京青年报》刊登的评论《清理考核指标让刑案归位正义》中，就注意到“西方国家的无罪判决率大约在10%至20%之间，有的国家甚至会达到30%，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不高。相反，这种考核数据上的‘不乐观’，却恰恰契合了刑事案件处理本义，体现出了法律的价值。”
        道理其实很简单，法律存在的目的，并非为了破案，也不是为了判谁有罪，更不是为了给工作人员评优排名，而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保障每一个人的个人权利。所以，取消政法系统的指标考核，只是一个程序的变化，如何能让法律的执行者和维护者的意识回归司法的本源，才是更重要的。也正因为如此，《南京日报》的评论编辑们才会刊登名为《考核排名取消对司法要求更高》的文章。作者洪丹写道：“考核排名取消了，不意味着对司法工作的要求降低了，实质上是在严格司法层面提出了更高要求。没有了纷繁复杂的考核指标，告别了‘司法GDP’的干扰，也就没有更多困身于行政事务的借口，从而可以摆脱束缚而更专心于案件的侦查、起诉与审判，以全力保障公平正义。”
        但同时，另一个问题也摆在人们面前。如果通过指标来考核、判断政法系统工作成效的方法是 错 误的，那正确的方式是怎样的？如果不通过数据考核，那应该怎样来激励、监督这些维护社会秩序和公众权利的工作者？昨日《新京报》社论就提出了担忧：“取消刑事拘留数的考核自然容易，但是否会导致公安机关有案不查、有责不担？取消结案率也十分简单，但是否会导致审判人员压案不审、拖案不办？如果在取消考核的同时，却无法找到替代的管理手段，那么遭遇‘脱管’的司法人员一旦‘任性’起来，有关方面又将如何应对？”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解决之策。《南方都市报》的社论执笔者就认为，破除指标考核之后，最重要的是公安、检察、司法机关能够回到各司其职的正常轨道，这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此时清理各种考核数据，其目的更多还是在于借此激活和唤醒法律部门之间的制约机制……在法院宣判之前，每个公民都应被视为无罪，从无罪推定的
        现代法治逻辑中去反省量化
        考核的畸变路径，更多是对
        ‘刀把子’的反省与羁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