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公开何时告别“低水平试点”

         这类“试点”，既没有什么新意，也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只能给人以一种原地踏步甚至每况愈下的感觉。如此这般的“低水平试点”，多一个或少一个似乎都无关紧要，真不知要“试点”到什么时候，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才能正式推行？
         6月，四川宜宾市在高县率先试点推行基层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收入登记制度，首批76名干部如实申报了个人以及家庭成员收入。该县拟于近期在全县副科级、科级干部中推行基层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收入申报制度，并逐步在一定层面公开基层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及收入情况。(《成都商报》7月15日)
         又是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又是“试点推行”，这样的新闻已经很难让人们产生兴趣了。仅今年以来，全国就先后出现了两个“试点”，一个是新疆阿勒泰地区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在阿勒泰地区廉政网上公开披露了1000余名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申报情况；另一个是浙江慈溪市推行干部廉政情况公示制度，将全市大部分副局级和局级官员的家庭财产、亲属从业等情况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示。
         比较阿勒泰地区和慈溪市的做法，前者公开的范围更广、力度更大，后者公开财产的内容更多、更为“敏感”。而这次高县的“试点”，无疑要逊色一些。在阿勒泰、慈溪等地进行了具有代表性的“试点”之后，像高县进行的这类“试点”，既没有什么新意，也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只能给人以一种原地踏步甚至每况愈下的感觉。如此这般的“低水平试点”，多一个或少一个似乎都无关紧要，真不知要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试点”到什么时候，中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才能正式推行？
         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法治实践证明，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有助于预防和惩治官员腐败，中国近年来不断在一些地方进行这项制度的试点，就是要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项制度探索和积累经验。改革当然需要试点，但任何试点都需要有一个“从易到难、由浅入深”的统筹安排，也需要设定一个大致的时间期限，否则，改革试点就成了没完没了的低水平重复。
         就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试点而言，第一，试点的层级应该逐渐提高，而不能逐渐下降。在新疆阿勒泰地区、浙江慈溪市等地方试点的基础上，应当至少在一些省会城市和有影响的大城市(如深圳、厦门、青岛)进行试点，乃至在一些省区市进行全面试点。第二，在试点过程中，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范围和力度应当越来越大，公开财产的内容也要越来越全面，比如应当逐渐扩大到官员配偶、子女的从业及财产状况。只有这两方面的工作不断深入，官员财产申报公开改革才可能从“试点”走向“突破”，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发展成为一项正式的制度。
         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长期停留于“低水平试点”，其负面效应有三：一是给公众造成“试点疲劳”，让人怀疑这项制度在中国水土不服，永远只能“试点”而不能正式推行。这无疑会让人们对这项改革感到失望；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官员通过正常或不正常手段积累的财产越来越多，他们反对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情绪将越来越强烈，反对的力量也将越来越大，这项改革的困难和阻力也将越来越大。照此发展下去，改革甚至可能要陷入“不可推行之绝境”，这无疑是非常不利的，也是非常危险的；第三，改革拖延的时间越长，某些腐败官员通过各种渠道分割、隐匿、转移、“清洗”财产的空间也就越大，即便最终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他们的财产也不但“少得可怜”，而且“清白得可爱”，这项旨在助力反腐肃贪的制度，也就被这些腐败官员轻而易举“算计”了。
         因此，笔者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再也不能在“低水平试点”上徘徊不前了，现在应该是拿出非凡的改革勇气和政治智慧，让这项改革实现大胆突破，并尽快正式提上实施日程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