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缘何自毁国际形象

　　为期12天的墨西哥坎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12月10日结束。由于多数发达国家领导人的缺席，本届峰会在一种淡然无味的气氛中开幕。然而，日本代表的意外搅局，令会议出现戏剧性的一幕。“永远不会对《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作出减排承诺。”这是日本代表连日来在坎昆会场上反复强调的立场。曾经的“催生者”竟然要亲手埋葬十几年前种下的果实，让与会各方都感到愕然。
　　作为最早提出将“环境外交”纳入国家对外政策范畴的国家，日本率先垂范，积极制定减排计划，同时大力开展对外环保援助，令日本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然而，日本却突然转变态度，企图逃避减排责任，令人不禁对日本外交心生杂乱无章之感。国际问题专家对《世界新闻报》记者表示，在经济停滞不前的背景下，日本国内的迷茫情绪早已渗入外交领域，而日本缺乏战略谋划的“近视”政策，是导致其进入误区的根本原因。
日本反悔成众矢之的
　　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古城京都召开，在日本的积极倡导下，此次会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对30多个发达国家2008年至2012年第一承诺期的减排目标作出强制性规定。其中，日本第一承诺期的减排目标是6％。
　　《世界新闻报》赴坎昆特派记者了解到，其实，在坎昆会议召开前，日本就已经否定了自己当年的努力成果：多次提出抛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开谈判的“双轨制”，采用将所有国家都包括在内的“单轨制”，也就是将分别围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展开的谈判合二为一。尽管日本“变脸”并非突然之举，但是当这一想法被摆上坎昆大会的台面时，还是招来了多方的强烈批评。
　　大会主席国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认为,日本的做法给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制造了障碍。委内瑞拉首席谈判代表克劳迪娅称，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正在密谋拟订替代《议定书》的草案，这个阴谋“不会得逞”。
　　“凯尔国际”组织发言人艾里克说，日本给世界做出了“糟糕的榜样”，因为俄罗斯、加拿大等国也欲步日本后尘。
　　尽管成为会场上的众矢之的，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遭到各国记者的连环追问，但是据《世界新闻报》特派记者了解，截止到发稿时，日本反对延续《议定书》的立场没有丝毫改变，围绕该问题的角力还在进行。
美丽谎言背后的算计
　　据了解，日本反对延续《京都议定书》的理由是，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在《议定书》下承诺减排目标。与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12月5日在坎昆表示，日本反对延续《议定书》的理由难以成立，各国应按照各自的国情、发展阶段、实际能力、应负责任，采取减排措施。
　　事实上，其他国家没有履行减排义务，只是日本的借口。日本的水泥、钢铁等温室气体排放大型企业不愿承担减排责任，从而“绑架”了整个国家的国际谈判立场，才是真实原因。
　　“绿色和平”气候和能源项目经理杨爱伦指出，民主党去年执掌日本政权后，曾在气候变暖问题上表现出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前任首相鸠山曾提出2020年要比1990年的排放量减少25%的目标。此后，鸠山政府为实现减排承诺，接连推出环保新政。
　　但另一方面，这些强制性的减排政策遭到以电力、水泥等温室气体排放大户为代表的大企业的反对。随着日本经济危机的加重，这些不愿承担减排责任的大企业开始给政府施加压力。
　　而今年6月新上任的日本首相菅直人尚缺乏政治基础，更因为无力拯救经济遭到民众诟病，因此不得不受制于大企业的利益诉求。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海滨认为，日本抛弃《议定书》主要是针对中国。因为中国在今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丢掉“老二”地位的日本眼红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想给中国套上减排的责任枷锁。
　　曾经，“环境外交”是日本树立大国形象的重要外交领域。上世纪90年代，日本发挥其在环境领域的优势，通过官方发展援助（ODA），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人力培训，同时把自己的环境理念、环保技术推向世界。
　　外交学院日本问题专家周永生对《世界新闻报》记者说，“日本目前经济不景气，‘入常’也已无望，所以干脆放弃了过去要为世界做贡献的理念，把国家利益作为重要参考依据。看看日本ODA援助总额的世界排名就知道，90年代日本的援助总额常常是世界第一，现在已经降到了第五。”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刘军红对《世界新闻报》记者说，《京都议定书》本来就是日本为了出口自己的环保产品，“忽悠别人搞出的一个框架”。因为环保领域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的优势更能发挥出来。“日本要主导下个时代的产业技术，想从中获益，又不愿让环保战略变成束缚自己的枷锁，是典型的重商主义。”
外交混乱源于战略短视
　　日本在坎昆会场上的强硬举动，令其不断下滑的外交形象进一步滑向谷底。放眼2010年，日本的外交似乎一直在坚持与放弃、混乱与矛盾中不断挣扎。
　　年初，冲绳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使日美关系深受伤害。就在外界看到日本将“密切且对等的日美同盟”和“强化亚洲外交”付诸行动时，钓鱼岛海域发生的撞船事件令中日关系恶化。接踵而来的是因俄罗斯总统视察北方四岛而引发的日俄岛屿之争，日本用召回驻俄大使的外交手段来表示强硬。紧接着，朝鲜半岛交火事件中，日本紧密配合美国与韩国的军事动作，用法国媒体的话说是“心甘情愿地走进了一个小弟大哥的公式，对东亚邻国却显示高傲的优越感。”
　　在亚洲与美国之间摇摆，受政治内斗和民族情绪的搅动，外交政策缺乏艺术水平……这些都是被日本媒体称为“迷失的日本外交”的种种表现。周永生分析说，日本外交的混乱来源于国内政治的混乱，自2006年安倍晋三上台后，日本的历届政府都以短命告终，政策失去了连续性。今年上台的民主党政府，阶级属性不固定，工商业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大资产阶级……各种派系、出身的人都有。因此，外交政策出现杂乱且没有太大延续性的现象。
　　他同时指出，眼下，年轻一代政治家是日本政界的主力，他们缺乏对历史及国际关系的深刻了解，缺乏国家战略的长远规划，一切都从“实用主义”原则出发，因此很容易犯下急躁冒进的毛病。
　　刘军红则认为，日本在调整其亚洲战略的过程中，一直缺乏整体观，处处从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出发，在钓鱼岛事件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一边搞政治对立讨好美国，一边又想在邻居身上捞好处，甘蔗哪有两头甜？”
日本外交出路何在
　　刘军红对《世界新闻报》记者说，日本的困局归根到底是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变化缺少客观认识。冷战结束后，新兴国家崛起，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日本对此表现出了极端的焦躁，尤其是中国崛起，日本一直想办法予以钳制。
　　刘军红表示，其实中国的发展对日本经济来说蕴藏着无限机遇。既然日本选择在经济上融入亚洲，日本和这些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性就更要加强。“日本的出路是准确认识和定位太平洋西岸群雄并起的态势，积极参与其中，而不是独占利益。”
　　由于目光短视而不停摇摆的外交，最终损害的是日本的国家利益。刘军红说，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作保障，尤其是日本目前最看重的环保领域。如果政治环境出现问题，许多日本看中的环保项目恐怕也难以到手。
　　刘军红强调，日本眼下最需要的是摆正心态，找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用长远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日本的未来之路。  
                                   据《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