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揭秘“医闹”潜规则

讨价还价以黑治黑 私力救济竟成主流

律师揭秘“医闹”潜规则

“终于解决了，”电话的另一端，律师张毅( 化名) 气喘吁吁地告诉记者，“6 万元，不闹了。”

张毅是广东省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担任当地十几家医院的法律顾问，主要工作是协助医院平息“医闹”事件。

所谓“医闹”，就是用“闹”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张毅把“医闹”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患方家属自己闹；第二种是请老乡帮忙一起闹；第三种是干脆花钱雇人闹。最后一种就是职业“医闹”。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说，“从纠纷解决的角度来看，‘医闹’属于一种‘私力救济’行为。”在他看来，“私力救济”，是指公民权利遭受侵害，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解决纠纷，实现权利。它是公民通过私人力量维权的一种方式—— 民工讨薪、民间讨债、私人侦探都属于“私力救济”。

“双面律师”的法律困惑

律师张毅说的“解决了”的“医闹”事件，记者半年前曾经亲历。

两个七八岁的小孩拉着长长的白布横幅，一南一北站在广东省佛山市中医院门诊大门两侧。横幅上写着“还我爸爸、还我公道、给我伸冤”。一旁是孩子的妈妈，身着白色孝衣，满脸愤怒。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从湖南老家到佛山打工的王春耕，因发烧到佛山市中医院看病，医生诊断为感冒。第二天，王觉得病情没有好转，再次到医院就医。又过了一天，他突然昏倒，被送到急诊抢救，很快医院宣布抢救无效，患者死亡。

王春耕死后第二天，其妻指责医院诊断有误，要求院方减免医疗费，并表示“爱心”。医院当即答应免去王春耕3 万元医疗费——— 医院是事业单位，国家没有处理医疗纠纷的固定拨款；但鉴于目前医疗纠纷频发，一些医院为了息事宁人，从自行创收的经费中拨出一部分化解纠纷。

第二天，患者家属带着孩子和30 多个人大闹门诊大厅，烧香烧纸，阻拦前来就医的患者。对此次事件较为了解的律师张毅说，在当地的很多医疗纠纷中，患者为了给医院施加压力，都找“同乡会”帮忙，来的人越多，医院压力越大，索赔效果越好。

“闹事”的患者妻子坚持认为医院对丈夫的死负有责任，“得个感冒也会要命？”她对记者说，“我们到卫生局和信访办告状，他们都不管。”后来，死者家属向医院提交书面意见，但院方认为要求太高。

此后，医院和死者家属陷入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中，没人再去关心王春耕的确切死因。

在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中，患方为什么普遍不愿去做医疗鉴定？面对记者的提问，刚刚完成“转型中国的医疗暴力”课题研究的徐昕教授说，患者不信任医疗鉴定，主要是因为鉴定人与医方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医疗事故鉴定权原由卫生行政机关行使，是“老子”鉴定“儿子”，现在移交至各地医学会，变为“兄弟”鉴定“兄弟”。“当事人担任自己的鉴定人”，不符合程序正义。

医疗鉴定耗时长，也是患者不去做医疗鉴定的一个原因。目前承担医疗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属半官半民性质，没有常设机构，只能每月召开一两次鉴定会，而每位鉴定专家从事医疗鉴定只是兼职，故一次鉴定通常需要数月，最长可达数年。同时，医疗事故鉴定是卖方市场，需要鉴定的病例多，排队等待鉴定的时间长。有调查表明，市一级的鉴定可能要等上4 到8个月，省一级的二级鉴定则可能拖一年左右。

医疗鉴定的结果大多不利于患方，也会影响患者对医疗鉴定的信任。2003 年至2005 年，广州地区的医疗事故鉴定共354 宗，仅39 宗被鉴定为医疗事故。

作为律师，张毅既帮助医院平息“医闹”事件，也替患方向医院索赔。游走于医患之间的他，称自己为“双面律师”。“以法律为职业，使用最多的却不是法律手段，”这是张毅最突出的感受。他说，目前解决医疗纠纷的主要方法是讨价还价、相互威胁，甚至以黑治黑。

“打击”难解“医闹”困局

患者为什么不愿意通过法律诉讼的手段解决纠纷？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徐昕认为，人们对解决纠纷的态度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逻辑——— 哪一种方式更有效用，成本更低，更便利，更快捷，就选择哪一种。是否采取诉讼方式，取决于不同维权方式的收益、成本、效率等方面的比较。

而且，医疗案件多数很复杂，专业性很强，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裁决多直接依据鉴定结论。而鉴定结论本身就遭质疑，因而审判也难以令患方信服。

同时，虽有“举证责任倒置”作为平衡，但相对于医方，患方在诉讼对抗中仍处于劣势，这也妨碍了他们对诉讼的选择。

因此，患方通过实施暴力行为，既能发泄强烈的不满情绪，也能以较低成本和较少时间令医方妥协，实现维权目标。“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一当下中国纠纷解决的潜规则，在医疗纠纷解决中同样行之有效。据广东省卫生厅统计，2006 年上半年，广东省200 起医疗暴力事件中，95%的患方试图通过扰乱医疗秩序达到赔偿目的，而最终有129件“私了”成功。

因为处理医疗纠纷极富经验，每年都有很多患者家属慕名找到张毅。张毅说，其实他的“经验”不是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而是深知如何和医院讨价还价。他透露，“闹”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律师常常借助“医闹”给医院施压。

“医闹”已成庞大产业

无论国内国外，医患冲突普遍存在。但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却很少看见“医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总共有800 个骨科医生，其中400个被患者提起过民事诉讼。美国人选择打官司，很少去闹事。

而在中国，据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南通瑞慈医院董事长方宜新调查，出现医疗纠纷后，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仅占一成。曾经与“医闹”直接打过交道的一位知情人说，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市有庞大的“医闹”产业。

徐昕教授说，“私力救济”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疗暴力普遍化和激烈化。上海市普陀区某三甲医院，2000 年至2006 年7 年间，每年发生的医疗暴力均占全部医疗纠纷的60%以上，而且这一比例还在逐年上升。其他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数据和个案材料，也在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医疗暴力扩大化、激烈化的现状。

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恶劣的“医闹”事件，2006年7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声明，“医闹”是一种违法行为，它严重扰乱了正常医疗秩序，卫生部对此坚决打击。2007年4月，全国卫生系统开展创建“平安医院”活动。卫生部会同中央综合办、公安部等7 部委成立“全国创建平安医院活动协调小组及办公室”。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在当月“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的发言中，明确提到了“医闹”。

据此，各地政府打击“医闹”渐感心里有底。在广东，当地政府执法力度最大的一次，是平息南海松岗医院的“医闹”事件。张毅认为，平息松岗事件，标志着广东省政府对“医闹”从“软执法”走向“硬执法”。

然而徐昕教授仍有忧虑：民众选择“私力救济”，主要原因是现行“公力救济”相对来说手段缺位、缺乏实效、成本高、周期长。假如在“公力救济”建设仍难以跟上的情况下，公安部门的强力介入，其结果只能是医患纠纷依然难以得到及时解决，医患双方权利不能依法得到保障，还平白增加和激发了警民矛盾。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单纯否定，而更应提供化解或缓和“医闹”的建设性思考。

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