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喜剧不忧伤

        人们提起陈佩斯，总把他当成台上逗人笑，台下忧伤的悲情人物，和所有的喜剧大师一样，躯壳里安放的是悲观主义者的灵魂。特别是他因为侵权事件状告央视的行为，如鸡蛋碰石头，在既定规则和庞大机构面前，他个人的力量显得如此渺小。
        在被央视“封杀”的十多年间，陈佩斯从未走出过观众的心。他不理荣誉、掌声和纷争，走出一条艰辛、独特的喜剧之路。即便2011年哈文总导演应广大观众的呼声，邀请陈佩斯再回央视春晚的小品舞台，他依然选择了拒绝。直到央视一套2015年的第一部电视剧《好大一个家》，观众欣喜地看到导演和主演的名字写着陈佩斯三个字，仿佛看到一对情侣放下恩怨重新走到一起。“以和为贵”的场面，让人们幻想着：陈佩斯还会回来演小品吧。
远去的小品
        陈佩斯肯定不会再登春晚的小品舞台了，与过往的恩怨无关，而是他早已志不在此，也不需要这个平台来为他开疆拓土，只是观众难舍对他的一份情。
        他离开的时候，光头，正值壮年，演惯了卑微的小人物；他回来的时候，依然是光头，胡子却已花白，演起了成功人士。从1984年的《吃面条》开始，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给无数观众带去欢乐，此后诞生的《卖羊肉串》、《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姐夫与小舅子》等小品，陈佩斯和朱时茂一正一邪，两个人物之间的对立矛盾，制造出巨大的笑料。陈佩斯对肢体语言的控制极为准确和出色，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不笑。陈佩斯的小品不说方言，不拿残疾人开玩笑，基本不出现女性角色，他一直扮演的是不断变迁的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格局。遗憾的是，1999年，因版权纠纷，陈佩斯与朱时茂将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告上法庭。打官司的同时，他们俩准备的小品被临时拿下，因此，1998年，陈朱二人的《王爷与邮差》成了陈佩斯在央视舞台上的绝唱。
        可惜，这最后一部作品却差强人意。陈佩斯一身清朝衙役装扮，胸前印着一个繁体的“邮”字，慷慨激昂地念着台词。他的表演风格由肢体语言上的润物细无声变成了大嗓门的喊口号。
        从1984年到1998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在春晚一共11次登台。陈佩斯曾说过：“急流勇退，既需要勇气，更需要一个时机。我很庆幸，我们撤的时候正好有人替我们。”他说的替他们的人正是赵本山，1999年央视春晚一共有11个语言类节目，小品占了8个。第9年参加春晚的赵本山首次携手宋丹丹，在除夕夜11点半左右带来了小品《昨天·今天·明天》，“山丹丹”组合应运而生。伴随着陈佩斯、朱时茂两人毅然决然的背影，春晚的一个小品时代结束了。
是认真还是生不逢时？
        翻看陈佩斯的人生履历，他的父亲是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强，出生在艺术之家，比别人有了先天优势。只是命运捉弄，在陈佩斯本该求学的年纪，父亲却被关进了牛棚。十几岁的少年随着上山下乡的人潮插队到内蒙古，塞外的风沙让他得到了磨练，可正在长身体的阶段他常常吃不饱饭，陈佩斯萌生了当文艺兵的念头。无奈因为父亲的缘故被拒绝了多次，直到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华将他招至八一电影制片厂，19岁的陈佩斯如愿成了一名文艺兵。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13年间，陈佩斯为本单位拍过的电影并不多，他的第一部作品是在《万水千山》中演匪兵乙。真正使陈佩斯出道的是《瞧这一家子》，1979年上映的《瞧这一家子》是“文革”后中国第一部喜剧电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陈强正是北影厂的资深演员，陈佩斯能出演这部电影离不开父亲的提携和指导。当年拍摄时，没有任何可参照的电影和教材，在父亲陈强的督促下，陈佩斯临摹卓别林的电影。陈佩斯曾说：“我当时是为生活所迫，吃不饱饭才混进八一电影制片厂。说心里话，我没有想过当明星，也没这个概念，说我有喜剧天分，那是骗人。”
        1982年，陈佩斯在电影《夕照街》里扮演街道小青年“二子”，从那以后，他的喜剧人物就都叫“二子”。这部电影依然是北影厂的制作班底，陈佩斯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提名。拍完《夕照街》后，陈强建议陈佩斯多在喜剧上下下工夫，爷俩又一起拍摄了《父与子》、《二子开店》、《爷俩开歌厅》、《父子老爷车》等作品，每一部都围绕着陈佩斯父子展开。整个1980年代，陈氏父子的电影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城市和农村。他们为中国电影创造了一种新的喜剧模式：利用父子冲突构建喜剧情境。陈佩斯分析过“二子“这一形象：身份很低，绝对的小人物，在电影中，多以单身汉的形象出现。他说：“通过父子之间的矛盾引发戏剧冲突，是当时我们唯一找到的一个喜剧结构，通过颠覆权威和伦理做戏，父亲是伦理关系中的强者，然后用弱者颠覆强者，是一个正反两面的套路。”
        在冯小刚的贺岁电影出现以前，“二子”系列在国产喜剧电影中占据“霸主”地位，可惜它们生不逢时，只做了五部。众所周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伤痕文学与先锋文学先后在中国文坛画下浓墨重彩的篇章，整个大的文化环境是精英化的。第四代第五代电影导演深受文学作品的影响，谢晋导演根据张贤亮的《灵与肉》拍出了《牧马人》，张艺谋的崛起之作有改编自莫言小说的《红高粱》、余华的《活着》，这些擎中国电影大旗的导演比陈佩斯显得“主流”许多。再加上陈佩斯开始登上春晚舞台后，慢慢地摸到了舞台喜剧的门槛，“二子”系列电影只好停拍。1986年，尽管八一电影制片厂努力挽留，但执拗的陈佩斯还是脱下军装，选择离开。他觉得自己后来搞的东西，几乎与军队没有什么关系，没有留下的理由了。而比陈佩斯晚几年登上春晚小品舞台的黄宏，由总政歌舞团的演员，如今成长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
        去年陈佩斯曾有过一个采访被广为传颂：记者问他，获过国家一级的奖没有，陈佩斯说没有。记者又问他，无论是小品，或者喜剧话剧，都没有获过？陈佩斯摇头说：“没有，都没有，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众所周知，国家级奖项往往由单位申报评选，陈佩斯在八一厂的13年间，他的形象、特质与擅长拍摄宏大题材正剧的八一厂不搭，倒是北影厂拍摄的反映底层市民生活的电影成就了陈佩斯。所以，奖项与陈佩斯无缘，除了让他发出“非常干净”的感慨，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陈佩斯不是一个生逢其时的喜剧演员——— 跟个性有关，跟他喜欢的喜剧形式也有关系。因为他后来的电影作品如《临时爸爸》、《编外丈夫》、《孝子贤孙伺候着》、《太后吉祥》，都是通过小人物来对社会现象进行讽刺。可惜，拍完《太后吉祥》的1995年，中国电影还没有贺岁档的概念。两年后，冯小刚带着《甲方乙方》推出“国内首部贺岁片”的概念，创下3600万的票房。这个时候的陈佩斯，却渐渐告别电影，转战到了话剧舞台。
喜剧演员的归宿
        2000年，陈佩斯开始他的舞台喜剧《托儿》的创作，他希望真正探索出一条中国式喜剧的路。接下来几年，相继推出《亲戚朋友好算账》、《阳台》、《老宅》，陈佩斯带着他的创作团队走遍了全中国，票房收益不错，但始终有一些悲情的故事笼罩着他。比如，有媒体说他被央视“封杀”后过得落魄，只好跑去开山种石榴。陈佩斯后来解释，他没有种过石榴，是做公益活动养护树。“我没有那么落魄，我是厌弃了过去的生活，所以自我放逐于江湖，而不是很哀伤进了山区苦苦挣扎求生存。”事实上，他过得很快乐。不再去央视演小品的第一年春节，陈佩斯在农村的家里陪父母过年，他感慨终于有时间晒太阳，静下心来读书、看报、思考。正是从那时候，陈佩斯开始喜剧事业的冲刺，因此也走得更远。
        除了话剧演出，2012年陈佩斯创办了大道喜剧院，开设喜剧学员班，在北京两个小剧场做得风生水起。没有上过戏剧专业课的陈佩斯凭借多年的积累和琢磨，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喜剧理论，他也毫不保留地将之传授给后起之秀，其中包括他的儿子陈大愚。让陈佩斯自豪的是他的团队是纯民营运作，没有国家的补助，靠市场一张一张地去卖票，一分一分地挣钱。他感叹自己是喜剧界的“野生动物”，顽强地生存，像沙漠里的胡杨。对陈佩斯来说，现在最大的困境是缺少一个稳定的创作团队和一位等重量的搭档，以及一个专业的编剧团。纵然困难重重，陈佩斯觉得自己是快乐的。特别是60岁以后，他越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说，从《托儿》到《阳台》，他觉得自己找到了喜剧的梁和柱，找到了喜剧的基础。对他来说，演喜剧是一种享受，他这样对媒体描述过他站在舞台上的感受：“你不断地把笑料扔出去，对方不断地反馈回来。潮水一样的笑声向你涌来，你再把包袱扔出去。特别满足。演喜剧是一种快乐，世界上没有一种方式能比得上这种快乐。”
        陈佩斯把舞台剧视为自己“最后的归宿”。过去的影视、小品都是积累，喜剧到舞台上才算完整。《好大一个家》海报上打着“陈佩斯回归之作”字样，他却否认会回到荧屏，“没有回归，只是把这么多年总结的经验拿来小试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