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代表的标志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月5日才召开，但这几天，分别来自上海的朱雪芹、广东的胡小燕和重庆的康厚明等三位农民工代表备受媒体热捧，今后一段时间，他们仍将是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

　　一度以来，“农民工”三个字，曾是城市里弱势群体的代名词之一。今年，这个据统计已经有两亿多人庞大的群体，终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有了自己的三名代表，确实可喜可贺，令人欣慰。

　　但在新闻网站上看了一些媒体对他们的新闻报道后，欣慰之余，觉得还是有话要说。

　　首先，我认为新闻报道要客观，不能给农民工代表压力。“刚满三十岁的朱雪芹带来的却是中国一点五亿农民工的心声。”农民工遍布中国各地，大家的想法也不尽相同，指望这三个人能代表这个群体发出呼声，显然不现实。

　　其次，农民工代表的出现，是我们国家多年来关心农民工群体利益的集中体现。因为就在去年，全国人大会议已经做出明确规定：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广东、上海、重庆等地只是顺势而为。

　　再次，农民工来自农村，工作在城市。既有农民身份，也有工人角色。这个特殊而庞大的群体能有全国人大代表，确实是时代的进步。但客观地说，中国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都有工人和农民代表，还有其它群体不少的代表在关注农民工。所以，此次代表农民工表达意愿的，并非仅仅只有这三位农民工代表。

　　当然，三位普通的农民工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不仅标志着这一特殊群体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广泛性的本质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实质性贡献。所以说，“农民工出现人大代表的标志意义大于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