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改革不能“摸着石头忘了过河”

核心提示：
今年是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二十周年的纪念年，一个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另一个是在十四大的时候确立中国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央视《新闻1+1》栏目电话采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谈：中国改革走到十字路口。
---------------------------------------
白岩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近70次“改革”这个词，近几天代表委员嘴里也都在不停地说“改革”。“改革”这个词如此之热，显然，这个陪伴了中国人已经三十多年的老词在这一波谈论的过程当中有了新意，并且给了人们新的期待。一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家就会想起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前不久有人带着非常轻松的口吻谈论这句话。是，我们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似乎最近有点摸着石头摸得太顺溜、太久了，忘记是要过河了。真的是要忘了过河吗？其实不一定。在去年建党9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的时候谈到了目前共产党面临的四个危险，其中第一个就是精神懈怠的危险。
大家似乎还是按照过去包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种思维在思考目前要进行的改革，我个人倒是觉得它可能已经跟今天不太相符了，应该马上要进行的是一个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社会管理在内的综合性改革。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汪玉凯：我大体认同你的看法。我觉得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已经不是某一项改革完全能够突进的，应该说是综合性的改革，但这种综合性的改革肯定有重、有轻，有重点在里面。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改革本身来讲，包括温家宝总理在讲改革的时候，也是强调比如说政府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但是他在讲政府改革的时候更多是从政治角度切入的，他强调两个方面，一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一是要维护宪法的权威。从社会主义民主本身来讲，他强调了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而且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强调维护宪法的作用和权威的时候，强调我们要依法行政，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制这样一个方面来推进我们法律的建设，这证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不民主的问题，也确实存在法制权威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的问题。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才使我们政府要治理很多很多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同意你的看法，就是目前需要启动综合性的改革。
白岩松：我谈到综合性改革的时候，就如您说的，一个是民主，一个是法制，另外我还要加上一个词，就是真正的进入到市场经济的良性一环，要加上“市场”两个字。
邓小平南巡讲话在整个中国改革的进程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是一个火箭，以改革开放的方式被发射了的话，到1992年的时候是二次点燃这个助推器，因此刨掉了过去的包袱，拥有了更多动力可以向上飞得更高。那么现在这个火箭在飞的时候，我们担心它的速度有点低了，需要第三次点燃助推器让它再飞得更高一点。我们其实回头去看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中间有很多，比如说“不要吹嘘自己，尤其是报刊宣传要谨慎，多干实事，‘左’的东西在历史上很可怕……”
尤其大家注意这一段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不要像小脚女士一样……”
汪玉凯：今天我们面临的这个趋势确实和二十年之前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当时，邓小平南巡的时候陷到一种姓资姓社的争论之中，有人甚至想动摇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在这样一种沉闷的气氛下，邓小平南巡以后改变了中国的意识，再次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阶段。
现在我觉得我们又走到历史的关头，我们正在面临一种新的选择，就是说我们改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以后，下一步决定我们往哪里走？是继续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呢？还是用其它什么方法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呢？确实是到一个十字路口，比如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现在已经困扰着我们，搞了好几年还没有大的进展；比如说政府自身改革，我们尽管搞了多次，但是收效也不是特别显著；比如说我们市场经济虽然践行了，但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个作用我认为还没有完全做到充分的发挥。所有这些观点都需要我们重新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正在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
白岩松：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正是在一个累计共识的过程之中，回头看二十年前的话，我们感觉会很庆幸，当时邓小平虽然已经奔90岁去了，但是身体很好，表达能力也很强。另外，他有强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是今天不能依靠哪一个人，而是更多的人形成这样一种共识，这样的话大家一起推着它向前走。
汪洋说得很透彻，要从深层次的改革来说，首先要从执政党和政府的头上自身开刀开始做起。我觉得恐怕还要加上一个，那就是既得利益的集团以及个人，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如果要没有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栏目的开播，我今天不会坐在这儿，但是之所以《东方时空》能在那个时候开播是受益于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因此，经过了二十年我可能也成为了既得利益者当中的一员，但是这个时候所有的既得利益者恐怕都该思考我该做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呢？是只让自己得利益还是敢于不去获取那么多的利益，让更多没有利益的人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最后形成全社会的一种共赢，因为更好的中国还在未来，而不仅是现在。
▲两会最面孔
俞正声：
“我每年都按中纪委规定申报财产”
“家属住在国外，工作、生活在国内，这是开放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一种现象。但是作为官员，要在这个问题上严格自律，因为这对你执政不利，群众对这种现象也很不满。我们党对这种现象也做了约束性的规定。我个人每年都按中纪委的规定申报财产，不仅是我，中央管的上海干部每年都要填重大事项申报报告，包括财产状况以及财产的变动情况、子女就业情况，经同级党委书记签字后上报中央。”
6日，上海代表团开放日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就“裸官”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汪洋：
“改革要从党和政府头上开刀”
在广东代表团小组讨论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目前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利益格局的影响。“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在广东充分发育，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多种所有制实际上就是有不同的利益取向。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机关的影响，这一点确实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审批事项上。”“我们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政府头上开刀。”
他坦言，政府放权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会触及现有的法律法规，他希望能得到更高层面的支持。
薄熙来：
“重庆缩差共富要做大蛋糕”
“按照过去一些年的思维逻辑，发展地方经济的主要手段和目标就是招商引资，吸引国内外一些大投资商、大客户来，但是重庆的思路不是这样，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对媒体说。
薄熙来认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因为改革初期需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但是“近年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没有引起重视，如果收入差距过大，照样是破坏生产力”，所以重庆根据自己的情况，推出了“缩差共富”政策。“要让社会上大多数人感到贫富差距合理、公平。”薄熙来说。
                                                               据央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