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沙英雄”吴先锋沉浮录

“看门人”
约访见面的那天，吴先锋开着一辆黑色丰田皇冠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小区门口，与报道中的“重病”形象大相径庭。说起吴先锋，小区门卫小李撇撇嘴：“单位的人都知道他的事，但那是过去的事嘛，我们现在叫他老吴，没人提西沙的事了，他自己也不会主动说。”这辆轿车是海口港务局工会主席的配车，吴今年3月份退休之后，车子一直是他开着，单位没有追要。
“我们这里很多人都知道，他原先不叫吴先锋，他拿中国旗子冲在最前面，插在西沙岛上，后来江青领导给他起的这个名字，单位的人都知道。他人很开朗很随和的，很爱说笑话。他经常自己去买菜啊，锻炼啊，都很喜欢跟我打招呼，人很好的。”小李说。
随着小李的指引，我们到了吴先锋的家。这是海口港务局的宿舍楼，住的都是港务局的干部。吴家有一百多平米，客厅悬挂着印有他画像的当年《解放军画报》的封面，随着采访的深入，61岁的老人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2007年5月体检时，发现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老人随即从港务局工会主席的位置上内退了下来——当时就想，“活不了多久了”，可还“想继续看一看社会主义的建设”。
“我现在已经是黄土埋到半身的人，没多长时间了，反正活一天就白赚一天，不麻烦政府不麻烦人民了，和死去的19个西沙战友相比，我没有死在西沙，没有死在越南人的枪口下，我算得上是比较幸运的。”
在医院里治疗了一段时间后，他听从医生的建议，服用一种价格昂贵的药品维持生命。一瓶药24000多元，吃一个月，医保出90%的费用，自己出10%，可这10%，对于每月退休工资只有不到3000元的老人来说，仍是不小的负担。
再婚的妻子是工人，工资只有一千多元，儿子还在读大三，各种花费都需要用钱。无奈之下，他只能帮着别人看店，赚点钱补贴家用。“国家给我的已经很多了，我也满足了，不能因为我得病了就去麻烦组织和政府。”
“店里看店呢，就是在里面管保险柜，然后把一些资料整理好就行了，很悠闲的。这份钱也缓解了我生病之后家里经济比较紧张的问题。所以网上说我现在特别困难是不至于的，我们还是个小康生活。”
说起网上的报道将他的现状描述为“沦落”、“贫穷”，吴抬着眉提高嗓子说：“我现在状况是不好，但是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我们自己劳动自己挣钱，不拿不该拿的东西，有人说要资助我什么的，我都拒绝。”
“网络上说西沙海战英雄患病贫困给人打工，我是觉得‘贫困’这个词太重了。失落是有一点，但我跟太太不喜欢他们（媒体）用‘贫困’这个词……港务局领导看到这些，影响不好。”
“1975年广州（应为广东）找我去当共青团委副书记，我要是去了现在就是正儿八经的副厅级干部了，而且我那时没有成家，更好，背个背包就走了。76年又有人叫我到三亚交通部的打捞局当局长，两架直升飞机，几条大船，我也拒绝了，去了现在至少也是部级了……”
“西沙英雄”
在吴先锋61年的人生经历中，上世纪70年代，是他最愿意谈的，那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1974年1月，南越西贡当局武装侵犯西沙群岛，老人所在的西沙民兵用言语和武力击退了敌人。
之前，出生在海南省乐东县莺歌海镇的吴先锋，已经有过一次参军经历——1968年，18岁的他参军，3年后退伍。1973年，南海局势突变，在政府号召下，已经脱下军装两年的他毅然参加西沙民兵队伍，并担任班长。
老人说，他们是用言语和书写的纸条，加上刺刀，才逼退登岛的南越军人的。而广为传播的是，争执中双方开了枪，我陆、海、空三军出动，民兵英勇无比，打死南越十几个武装分子，收复若干岛屿。
后来，在江青等人安排下，广州军区和新华社各抽调部分人到西沙进行宣传报道——由陆、海、空三军的摄影记者组成了一个十几个人的西沙摄影组，还有一个由作家和诗人等组成的写作班子也去了。
原广州军区榆林要塞宣传科副科长堂伟先生参与了当时的报道，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西沙群岛虽然风光很美，但那里的生活很苦。没有菜，天天都是罐头，晒得要命，身上晒得直掉皮。气温很高，睡不着觉，中午只能在水里泡着。
一上岛，就听到许多关于吴先锋的事迹—如何跟敌人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如何进行武装斗争等等，于是我就很想去拍这个人。我和吴先锋一块生活了一个星期，按我们当时的理解，英雄人物就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以要把这个人物拍得健美、丰满、高大、理想！
有一天中午，吴先锋背着冲锋枪，手里拿着螺号，无比英姿地站在海边望，那姿势简直就是电影明星的造型。我们就过去请他介绍与敌人斗争的情况，他把头一仰，侧着脸跟我说：敌人就是从那边来的！蓝色的天空，红色的衣服，警惕的眼睛，闪光的钢枪，真实的人物，完全符合英雄的各项元素，我们要的就是这个画面。
为了使在强光下的反差减小，我用了反光板。又因为吴先锋的个子较矮，我就用了仰视的办法，使他看起来更高大一些。这样，一幅“目光炯炯、凝视远方、挺胸昂首、警惕地日夜守卫在祖国的海疆线上”的摄影作品就诞生了。
 新华社很快发了通稿。
接着，1974年，《解放军画报》第10期的封面上出现了吴先锋的照片：头戴草帽、身着红衣蓝裤民兵服、手持海螺、肩挎冲锋枪、神采奕奕。这张图片被广为转载，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收到很多表达仰慕之情的信件，淳朴的吴先锋说：“我当时一封都没回，没那个意识。我是收到别人的信才知道，75年小学五年级课本有一篇文章就是说我的，叫《寸土不让》，那封信我也没回。”
记军功是必然的，全排36个人一致推选吴先锋，他就获得了广州军区颁发的一等功，还被江青奖励了一双高级皮鞋，“文革”后还被专门写材料澄清。事实上，1974年2月获得的军功，并没有直接改变他的命运——1974年6月，由于到了“换防时间”，在西沙守卫疆土两年的吴先锋又回到了老家。
命运沉浮
回老家不久，刚好交通部下属的海南八所港务局招工，他那时身体素质不错，很快就被招录为该局的一名装卸工。尽管装卸工很辛苦，但“有个工作不容易啊”，他干得十分卖力。
就这样，在码头上干了大半年的装卸工，工友没有人知道这位干活不惜力的人曾是轰动一时的西沙海战功臣吴先锋。而在吴的记忆中，改变他命运的，是一次他自己想都想不到的“意外”。
1975年初，上面通知他立即启程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他一下“懵了”，自己一个普通的工人能参加这种会议？！立即乘车到海口，然后马不停蹄去广州，再从广州跟广东人大代表团飞赴北京(海南当时隶属广东)。
没人知道谁主导了这次“意外”。
更令人惊讶的是，几天后，他被选为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常委。北京归来，他身份陡升——港务局派了仅有的几辆北京“吉普”在路边等待，被好多政府部门请去传达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精神。
当选为四届人大常委后，他一边工作一边到北京中央党校参加学习。1975年8月，他不仅被破格提拔为八所港务局副书记及副局长，同时也被任命为共青团广东省委副书记。
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里，仅有25岁、初中毕业的吴先锋坐了火箭般晕晕乎乎。“我那时才二十几岁。当时，陈永贵是个农民，毛主席提他当国务院（副）总理，接见外宾还绑着头巾……”“我当时在广东挂职，但是一直在八所港上班，我要是当时去广东上班，现在肯定不一样。当时年轻，想在基层锻炼一下自己。”
聊天中，吴一直忙活着展示各种与大人物的合照和他参与过的重大事件的照片——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在北京参加国宴时的照片、与华国锋的合照以及与湖南省委书记周里的合照。
在他最风光的时候，广东、湖南和贵州许多地方都向他递过橄榄枝，“最后一个要我去
当湛江港安全局长，我就跟他们说，让我去湛江当公安局长我就去，他们没同意，我拒绝了——安全局管安全生产，非常辛苦，公安局长在市中心工作，工作环境各方面都更好嘛。”
现实是，他当上港务局的副书记后，书记夫妇看上了这个青云直上、前途不可限量的小伙子，把“很漂亮”的女儿许给了他。“她老妈那时觉得我政治前途大大的有，就让我去他们家，指着一张照片说：‘这就是我女儿。’当时我前妻还在榆林陆军医院当兵，当外科护士。”
这场带有目的性的婚姻，随着吴先锋继续呆在海南和改革开放后职位停滞而不欢而散——“85年的时候两老（岳父母）想让我到广州去，两个人跟我谈了一晚上，动员我从八所港务局去广州，跟着当时广州市黄埔开发区的一个常务副处长，我当副处长。我没去，因为广州我没有亲人。他们就骂我，土包子，乡巴佬，你不来你们就离婚。”
几十年的风雨，老人一路回忆起来，已然是风轻云淡：“其实从八所港到现在，我的生活差别不大，我这个人生活很单调的。我不必装那个样子，享受什么待遇，搞得很风云什么的，没意思，时间久了都就那么回事。”
很快，他又陷入另一种纠结：“从企业退下来的统称员工，没规定你是科级、处级什么的。我现在退下来了，该享受的东西什么都没享受到……我当了全国人大两届常委，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经常看见现在海南的人大常委在那悠闲地打高尔夫，我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