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眼”女记者传奇

2月22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美国籍战地记者玛丽·科尔文在叙利亚霍姆斯市中弹身亡。
她的遇难激起了西方媒体的巨大反响，英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美国有线新闻网、半岛电视台等知名媒体都在网站首页大篇幅报道此事，不断有同行撰文悼念。另外，英国首相卡梅伦当天在国会上也对她的逝世表示哀悼，并称这是对正在叙利亚采访的记者所冒危险的“一个令人失望的悲哀提醒”。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对“这一令人悲痛的消息感到震惊及深深难过”。深陷官司的媒体大亨默多克则评论说，科尔文的去世“是新闻界的重大损失”。科尔文的去世为何能引发如此波澜，她到底是谁?
葬身叙利亚炮火
2011年初，叙利亚爆发大规模骚乱，随着战事不断升级，叙政府禁止外国记者进入。这一禁令对热衷战事报道的科尔文来说并不是什么障碍，她再次跨越国境，非法进入战区。
2012年2月初，科尔文通过隐藏在一辆越野赛车车顶上，成功潜入叙禾哑境内，开始对霍姆斯市暴乱的报道。
随着战局恶化，记者的安危也面临挑战。2月20日，科尔文的母亲与《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名编辑联系上了科尔文，希望科尔文能赶紧撤离，但科尔文说：“我必须做完最后一个报道后再走。”当时，科尔文已被困在霍姆斯市西部地区。21日，科尔文做了最后一次报道，之后就再也无法联系上。
据英国《每日邮报》22日报道，叙利亚军队曾誓言“杀死任何踏上叙利亚土地的记者”，叙军可能参与了对科尔文的袭击。
就在科尔文死前，她出现在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内的多家知名新闻机构的报道中，她在节目中控诉叙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部队在实施谋杀。在21日晚间的新闻播报中，科尔文指责叙军撒下弥天大谎，“他们说他们的目标只有恐怖分子，但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科尔文称，叙军正在攻打一个遍布饥寒交迫贫民的城市。
22日，她和法国摄影记者雷米·奥奇力克在逃往临时记者中心途中被炮火击中，二人身亡。
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的吉米·穆伊尔与科尔文是25年的朋友，他说科尔文是“一个勇敢无畏的记者，一个明知前方有危险但仍然会说‘那里发生了可十白的事情，我必须过去’的战地信使。”
一场研讨会让她选择当记者
科尔文1956年1月12日生于纽约长岛，在家里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大。中学时因表现优秀，科尔文获得赴欧洲交流一年的机会。交流生活拓宽了科尔文的视野，在1974年高中毕业那年，她决定放弃社区大学的奖学金，转而向耶鲁大学挑战。最终，科尔文以优秀的表现获得面试老师的认可，进入耶鲁大学学习英语文学。
大学期间，科尔文加入了耶鲁校报，一度以为自己“无非是想写点无病呻吟的小说”而已，但大四那年她参加的一场研讨会彻底改变了这个想法。
研讨会讨论的是著名记者约翰·赫西关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情况的报道，这部美国20世纪新闻业的巅峰之作，深深地震撼了科尔文。“赫西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他让我想去报道真实的事情，也让我相信，这些报道能够改变世界。”从此，她决定投身新闻。
大学毕业后，科尔文在合众国际社做了一名夜班记者，没过多久就被派往法国，成为巴黎记者站的主任。事业风生水起，但科尔文并不满意，她觉得美国通讯社的报道“只注重事实，没有感隋”。
1986年，她加入英国著名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并在那里结识了一支驻外记者的精英团队。每当看到他们从国外战场上发回的稿件，她都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于是，她申请去做战地记者，并在这家报社一直干到她去世那刻。  
救过，1500多名妇女儿童
1999年日月30日，东帝汶通过全民公决，正式脱离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但随后亲印尼派与独立派发生流血冲突，20多万难民逃至西帝汶，其中1500多名妇女儿童难民躲进了帝力。(注：东帝汶首都)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基地，但基地随即被亲印尼派军队包围。
当时，联合国维和人员早已撤离，而在场的其他22名西方同行也都准备撤退，只有科尔文选择与难民留下来。在被包围的4天里，科尔文几乎每小时都在与难民交流。她的报道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联合国改变了撤离决定，开始积极营救这些难民，并最终将他们送到了澳六利亚的医院治疗。
在东帝汶难民的报道中，科尔文写道：“当我从医院出来时，我只想要一瓶伏特加马丁尼酒和一根烟。”出院几天后，科尔文回到纽约的一个宾馆里，宾馆的服务员看了她的报道并认出了她。在宾馆的那几天，她的餐盘里多了一大瓶免费的伏特加和各种各样的饮酒配料。科尔文回忆说：“感谢上帝，东帝汶的恐慌终于在纽约的宾馆被治愈了。”
得奖始终有—种负罪感
科尔文深入报道过上世纪80、90年代后几乎所有大小规模的战事。在科索沃战争、车臣事件、东帝汶独立、斯里兰卡内战、伊拉克战争、利比亚内战、埃及动乱、叙利亚内战等现场，她都留下过身影。科尔文的同事评论她说：“她简直对战争和动乱着魔了”。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说：“危险似乎对科尔文有种天然的吸引力，越危险，她就做得越出色。”
很多时候，科尔文到了一个地方，发现自己是那里唯一的记者。不管在哪里，科尔文都坚持和报道对象共同生活。1999年12月，她跟随车臣反政府武装采访时，在极度的寒冷中徒步穿越高加索山，曾掉进齐腰深的冰水里，每天最多只能喝一碗面糊。晚上，她跟十几个车臣士兵挤在一个6米长、2米宽的地方休息。有一次睡到半夜，科尔文被身下的硬块硌醒了，一摸，居然是两枚手榴弹。“这帮亡命徒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很有可能发动自杀式袭击，连我一起炸个稀巴烂。这种事情每天都可能发生千百次。”
所幸，科尔文活着回来了，并凭借她在车臣和科索沃的报道赢得了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的“勇气奖”，此前，她还曾凭借在前南斯拉夫的报道获得了英国“最佳驻外记者奖”。然而她却认为“得奖也让我焦躁不安，我始终有一种负罪感，感觉自己是从战争中受益的人。我们把那些人身上发生过的可怕故事榨取出来，然后就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
 在斯里兰卡失去左眼
科尔文其实不需要这些证书做名片，人们只需看到她的脸，就知道她经历过什么，付出过什么——她只剩下了一只眼睛。
2001年初，斯里兰卡爆发内战，政府军与泰米尔猛虎组织交战激烈。政府禁令和满天飞的子弹阻挡了很多外国记者，但科尔文还是设法潜入了斯里兰卡境内。当年4月，科尔文在政府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入境，还设法躲避检查，溜进了反政府的泰米尔猛虎组织控制的区域，见到了当时猛虎组织高层的很多人。进入猛虎组织控制的区域，采访到多名猛虎组织高层人士。4月15日，政府军反攻，包围了猛虎组织营地。科尔文与猛虎组织成员一起爬过了48公里的丛林准备出逃，最终还是被政府军发现，她的肩膀、胸部和眼睛都中弹受伤，更糟的是，科尔文被斯里兰卡政府当成叛军俘虏了。
后经美国大使馆的斡旋营救，科尔文才保住了性命，但她的部分听力丧失、左眼永久失明、榴弹碎片在体内无法取出；此后她的听力虽然恢复，左眼却永远失明。这也造就了“名记者科尔文”——左眼上的黑眼罩成为她的独特标识，她的故事和形象被频频搬上荧幕。斯里兰卡的遭遇让科尔文明确了战地记者的价值——报道战争中平民的故事，把他们的苦难与渴望传达出去。
“有人说我傻，但我不在乎。如果我呆在伦敦的办公室里，安逸地喝着咖啡，写一个矫情的专栏，那才叫傻。”对必须佩戴眼罩才能工作的残酷现实，科尔文曾说：“我从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戴上这东西，但没办法，我还是得戴着它，生活总是千变万化。”她还向一个采访过她的媒体透露，她有很多眼罩，有一只是镶有人造钻石的，“那是我的好朋友海伦送的，我喜欢在出席宴会时戴着它”。
科尔文曾在伊拉克的咖啡馆里跟一名战地摄影记者聊天，，两天后再见时，他已失去了双膝以下的部分。有些同行只见过一面，再见时已是冰冷墓碑上小小的照片。
死亡就这么嚣张地逼近她，她能借以抗衡的，只有信念。“民众有权知道政府、军队以他们的名义在做什么。”在科尔文的笔下，战争不是精准的定向射击和量化的死亡人数，而是烧毁的房屋、残缺的肢体、抱着孩子哭泣的女人和士兵眼中一闪而过的’晾恐。她说：“我注重的是战争中的人性，它让处于和平环境的人们也不觉得遥远和陌生。”
两场失败的战地恋情
战场为科尔文带来的也有甜蜜和温暖，那就是她的两场战地恋情。
198Z年，在两伊战争前线，她认识了来自英国《星期日电讯报》的帕特里克·毕晓普。毕晓普对这个初出茅庐、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娘一见钟情，向她传授自己的各种战地经验，总希望能演一出“英雄救美”。科尔文回忆“他常幻想我们乘坐的采访车被炮弹击中，然后他把我从残骸中救出来，这样我就会爱上他——其实我已经爱上他了。”
 但是，这两名战地记者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两年。“我们就像两个不知疲倦的孩子，太专注于战争中的毁灭与死亡，以至于忽略了其他东西，甚至对方的存在。”
几年后，科尔文又与在巴以战场上认识的西班牙《国家报》记者胡安·卡洛斯·古穆西奥结了婚。可惜这段婚姻也很快走到尽头。
战地记者的身份令科尔文无法拥有正常的爱情，甚至无法拥有正常的生活。她说：“在经历了战争、炮火和逃亡以后，我真的很难跟别人谈论什么住房抵押或内衣的流行款式。”
最了解卡扎菲的女记者
2011年年初，卡扎菲曾坐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一家海滨餐馆里接受玛丽·科尔文的采访。科尔文的提问直言不讳：“你看到那些游行抗议的人群了吗?”“没有人反对我。”卡扎菲回答，“利比亚的每个人都爱我，都在忠心耿耿地追随我。”“可现在一半的国土都处在反对派的控制下。”“有吗?我不觉得国家有什么变化，一点动乱的迹象都没有。”说完，卡扎菲哈哈大笑起来，以一种故作轻松的姿态。科尔文也笑了，眼前的场景有种她所熟悉的荒诞——这是她数次近距离采访卡扎菲时常有的感觉。
科尔文与卡扎菲认识20多年了，“卡扎菲是一个活在自己想象王国里的人，他很缺乏安全感。”自上世纪80年代末科尔文与卡扎菲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以来，两人有过数次对话，因此科尔文笔下的卡扎菲似乎更像个“人”，而不是“神”，也不是“魔”。
科尔文第一次见到卡扎菲是在1986年4月，当时她身为美国第二大通讯社合众国际社记者。一天凌晨3点，她在阿齐齐亚兵营的地下室里采访了卡扎菲。
这次采访后，卡扎菲对科尔文印象不错，再看到她时会亲切地问候：“玛丽，你来这儿做什么呀?”有一次，卡扎菲接受科尔文的采访时，看到她很疲惫，采访结束后，还派自己的护士连夜去酒店探望。
科尔文总能从细节中洞悉卡扎菲身上一些鲜为人知的特点。他焦躁——“这个平日里神秘兮兮的人曾推心置腹地告诉我，他准备把所有南欧国家纳入利比亚的反击范围，然后急切地问我：‘你认为美国政府会怎么做?”’
他感性——“—次，他问我能否要来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女士的电话。我以为他想跟美国讲和，结果他说：‘我爱她。我想打电话给她；请求她下次上电视时穿上我最喜欢的绿颜色的衣服。’”
他极端自大——“他认为自己是上校、革命家、阿拉伯人、非洲人、民族主义者、穆斯林、诗人，甚至是哲学之王，而每个角色都应该配以不同的服装。
科尔文不动声色又引人人胜的讲述吸引了很多读者，但呆在屋子里采访政治强人从来不是她的工作重心，她的任务是常年穿梭在硝烟和炮火中，她是一名战地记者。
据《都市快报》、《新闻晚报》、《南方都市报》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