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的婚恋

               ■妻子戴传蕙
         茅以升在七十六岁时写完回忆妻子的《蕙君年谱》一书。叙述了妻子戴传蕙自十九岁嫁到茅家直至七十三岁去世，他们几十年的生活和爱情，也写了他的工作和家庭遇到的种种变故。行文简约：家庭琐事，细细道来；笔触淡泊：风吹草动，一带而过。依旧能看出他们几十年的生活轨迹：有苦有甜，有喜有悲，但动荡迁移多于安适恬静，奔波劳顿胜过宁静福祥。尽管以升一生中并不缺吃少穿，但也没有大富大贵。然而，一家人相亲相爱，敬老扶幼，倒也过得自然和谐。只是晚年因情感纠葛，子女误解使得他颇为痛心。从以升的回忆录中，可了解了他对待家庭、子女、亲友，以及为人处世的种种原则理念，获知他的人生态度以及与妻子患难与共的真挚情感。以升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无论是对妻子、子女还是对亲戚朋友。茅以升一生中有两个重要的女人，共育有七个子女。
         以升的妻子戴传蕙是父母做主定下的，订婚时以升年仅十七，妻子十八岁。戴传蕙生于江苏扬州一个诗书之家，父亲戴祝尧，字冠瀛，文学和书法在当地是一流的，终身以教书为业，同茅家应是门当户对。戴家同茅家有亲戚关系，戴传蕙的三婶就是茅以升的姨妈，正是通过这位姨妈的撮合二人结下了姻缘。传蕙身材高挑，气度娴雅，脸庞圆润甜美，以升一见面就非常喜欢。一九一二年，以升十八岁传蕙十九岁时二人正式结婚，结婚时以升送给妻子的礼物是沈三白的《浮生六记》。结婚后以升回到唐山读书，毕业后又去美国留学，妻子传蕙独自带着长子茅于越在婆家过大家庭生活。当时以升的祖父茅谦尚健在，但不住在一起。以升兄嫂弟妹一家十几口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免不了有磕磕碰碰，在这种大家庭中生活很不容易。戴传蕙受的老式教育，知书达理，写得一手端丽的小楷，性格温和，很少提出什么特殊要求，也不善管家。但公婆待她很不错，尤其顾及到以升出门在外，她独自养儿，再加上她又是亲戚的女儿，传蕙生活中不会吃很多亏。尽管如此，戴传蕙仍旧渴望小家庭的生活，以升回国并找到工作后，他们便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        
                 ■生活动荡
         小家庭生活固然美满，但也充满了动荡，从此，戴传蕙跟着丈夫搬了无数次的家。据以升长女茅于美回忆，从以升搬出老家，到1949年前，他们全家搬家达三十余次，生活动荡可见一斑。茅于美在《桥影依稀话至亲》一书里写道：
         萍踪处处，洋洋大观，于是租房退房，运送购添家具杂物，重安炉灶，作为主妇的母亲劬劳可想。而我们兄弟姐妹读书，退学转学也成了家常便饭。最使我难忘的是1933年春天，父亲在天津北洋大学好端端地任教，母亲正喜学校优良环境，满以为从此我家可以长治久安，不料突然接到父亲杭州的老友来信，要他去杭州商谈筹建钱塘江大桥的事，母亲起初见到父亲那样兴奋也为他高兴，但到了杭州才得知造桥困难不小，母亲心里突然感到压力……
         据以升回忆，仅在1921年至1935年这十四年里，他们就从南方到北方搬了八次家。    
                ■妻子多病
         戴传蕙身体一直虚弱多病同生活动荡不无关系，她自己算过一笔账，在1929年至1934年，仅五年的时间，她看过的中西医就达一百人以上。但从1934年起，戴传蕙的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是生理上的不适，精神上也开始错乱。茅以升在《蕙君年谱》一书中将这一疾病称为“怪病”。后来又被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但她的许多症状从现在的医学角度来看应该属于忧郁症。如彻夜不眠，话语不清，举止反常等等。当时以升刚刚接手建钱塘江桥，本来就繁忙，妻子病倒后他更是心急如火，惊慌失措。好在亲友很多，以升的母亲，传蕙的母亲和妹妹等都来轮流照看。以升遍请杭州的医生诊治，都没有什么效果。在其后的日子里，戴传蕙病情日益严重，她经常自言自语，言语中主要是对自己的责难。传蕙曾经几次自杀未遂，留下的遗书以升一直保留着。但有意思的是，一有生客来访，传蕙立即恢复正常，出门上路也行事如常，外人看不出她有病，可一回家见到亲人马上犯病。此外，传蕙患病期间照样能够写信，且文通理顺，根本不像一个病人的文笔。家中需要回复的信，给子女或给亲友的信都由传蕙执笔，从这些症状看，她得的病又像癔症。   
                   ■权桂云
         在国内时，我常常赞赏西方人的婚姻爱情观，电影和小说上对于“伟大爱情”的描写每每使人心企神往，由衷赞美。但在欧洲生活几十年后，我有时会觉得中国人传统的婚姻爱情观自有动人之处。其实人们的爱情婚姻观同社会形态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如果女性没有受教育和工作机会，没有经济地位，她就必须依附男性，男女是不平等的，但是谁也不能说男女不平等就不能产生爱情。其实，即使在今天，爱情于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既不能说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就是爱情，但也不能说从一而终就有爱情。茅以升的确在“正室”外娶了另一个女人，但他同妻子仍旧非常相爱，不离不弃，在妻子重病期间，以升始终非常耐心地关爱照顾妻子。对出身贫困家庭的权桂云，以升也非常爱惜，直到年老并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强大压力时，他都不愿意遗弃这个已经同自己生活了很久的女人。
         权桂云1925年4月17日生于苏州，父亲曾在苏州某警察局做过局长，但因肺病很早就去世了。母亲姓郝，独自带着五个女儿艰难生活。为了拉扯几个孩子长大，母亲帮人做针线维持生计。权桂云是家中的老四，性格温顺，外表秀美，身材娇小，操一口吴侬软语。1946年，以升当时在上海工作，妻子戴传蕙在南京，处于两地分居状态。以升经一位朋友介绍同权桂云相识，以升见到权桂云后，立刻对眼前这个妩媚端正的女孩产生了好感。尽管年龄悬殊，权桂云却非常喜欢以升，觉得以升对人和善，脾气好，会心疼人，又会讲故事，非常幽默。权桂云文化不高，却温柔体贴，忍辱负重，安于现状，从不提出任何过高的要求。但性格内向懦弱，特别是在解放后，由于受到各种压力，她始终郁闷愁苦却只能逆来顺受，最后在五十岁上就得病去世了。        
                ■私生活曝光
         共产党对茅以升一直有很高的评价，同时也委以重任。武汉长江大桥建造期间，他担任中外专家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人民大会堂筹备和建设期间，他担任人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周恩来指定由他审定设计方案并签字，承担保证大会堂安全的责任。他还是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届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8年起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以升在回忆录中提及他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多次接见的情况。毛主席每次见到他时还称他为“本家”。但以升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压力，外界很少知道。
         解放初期，以升遇到的最大一件麻烦事就是私生活的曝光，这给以升晚年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据以升女儿茅于燕回忆：1950年，中国掀起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人都必须将自己的隐私全部讲出来，包括政治问题也包括家庭生活，这给以升造成了沉重的思想负担。权桂云是以升的外室，解放后，以升曾经问过权桂云是否愿意离开他，权桂云当时只有二十五岁，不愁找不到如意郎君，但权桂云却不愿意离开以升，以升内心当然也不愿权桂云离他而去。但以升从未想过抛弃结发妻子，以升与传蕙感情一直很好。传蕙曾经患过严重的忧郁症，以升不想让妻子再次受刺激，因此他有外室的事情一直对妻子隐瞒着。本来以为也许可以相安无事，但“忠诚老实运动”开始后，以升被迫向组织交代了他的“资产阶级生活”也就是他置“外室”的情况。在单位作出了交代，在家就不可能再隐瞒下去了，他不得不回家告诉妻子。
         以升在回忆录上说，一天，以升同妻子闲谈，妻子谈兴正浓，说到一位朋友的外室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开披露自己被遗弃的事情。传蕙说，外室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男人难堪。她还评论说，这一定是朋友的正室逼得太紧，逼她丈夫同外室断绝关系，丈夫没有办法，只好遗弃这位外室，外室便用这个方法来报复一下。传蕙的话给以升带来一点信心。以升想，看来妻子还是很大度的，也许会接受自己有外室的事实，这时候如果顺水推舟，承认外室的事情可能会被妻子理解。以升于是将他同权桂云从结识到在一起生活并有一个女儿等等事情大胆地对妻子说了。没想到,“妻子听了顿时变色，一语不发。”
         从此以后，传蕙心情一直不好。以升的外孙女徐依协回忆说：外婆从来眉头紧锁，心事重重，好像没有高兴过。妻子的强烈反应使以升的生活陷入了被动、烦恼、焦虑之中。妻子知情后意味着孩子们也将知情，亲戚朋友都将知情，个人的隐私将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以升在晚年始终被子女和亲友误解，给他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        
            ■深陷家庭矛盾
         以升有五女两男，同戴传蕙育有六个子女，同权桂云育有一女。尽管工作繁忙，他仍会抽出时间帮助和解决子女的问题。他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每个子女各个阶段的情况。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以升对两个儿子更加偏爱和重视一些，但是对几个女儿也非常好。他曾为次子于润的爱情和婚姻非常焦虑，对长子于越有求必应，晚年对小女儿玉麟也呵护爱怜。
         以升十九岁上就有了长子茅于越，由于他后来出国留学，于越主要由母亲戴传蕙带大，于越同母亲的感情自然也更加深厚。于越1949年起就在联合国所属的国际电讯联盟工作，解放后他仍旧留在瑞士联合国机构工作。虽然曾经短期回国探亲，但因长期居住在国外，父母对他的思念之情非常强烈。戴传蕙去世时正值“文革”，于越未能回来为母亲送终，令他万分遗憾。直到1972年，一些海外华侨可以回国，于越夫妇便带着女儿踏上回国征途。得知消息，父亲、弟弟妹妹以及其他亲属们的喜悦兴奋之情难以言表。此时权桂云与女儿已经搬来同以升住在一起。据我舅妈回忆说，于越夫妇向以升表示，只要权桂云在家，他们不肯进以升的家，非要权女士离开不可，以升因此非常为难。以升有什么事情都来找我大舅妈(茅于轼夫人)商量，这次也不例外，他求我舅妈想想办法，看怎么才能摆平这个事情。大舅妈于是找到权女士给她做工作说，于越是以升非常宠爱的儿子，现在远道回国，父亲想与儿子团聚叙旧，权女士是否顾全大局暂时回老家苏州一住。权女士通情达理，答应同女儿回苏州，以升也很高兴，立即转告儿子可以回家住。于越回来那天，全家出动去机场欢迎，我舅妈代表我外婆外公也去迎接远道归来的亲人。哪里想到，于越到北京后仍旧表示不要回家住，要住在宾馆。不仅如此，他连家门也不肯进，亲友们想见他就去宾馆，于是亲友们只好天天往友谊宾馆跑，连年近八旬的老父也不例外，好不辛苦。但是于越他们倒是来拜访过我外祖父，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请他们来吃饭，叔公以升也来了，他们一个劲夸我舅妈烧的菜好吃。席间，舅妈劝他们说，尽管理解他们对母亲的感情，但现在要从现实情况出发，父亲年龄大了，需要人照顾，而且这已是既成事实，应该接受，但是于越仍旧表示不愿接受权桂云。据舅妈回忆，以升那天甚至说：“你怎样才能接受呢？是不是要我给你下跪？”
         以升晚年尽管在外面非常风光，但内心的痛苦和受挫感非常强烈。据他小女儿回忆，以升本来就有胃痉挛的毛病，只要精神紧张就会犯病。因家庭矛盾，以升不止一次犯病。以升本来家庭很美满，只因权女士的到来，使得一家人纠缠在爱恨当中。
         权桂云搬来同以升住在一起，对权桂云来说，二十年来，她第一次能同自己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对他们的女儿茅玉麟来说，十几年来，她第一次有了一个正常的家庭，但是她们没有料到的是，以升的子女和亲友很难接受她们。虽然以升的子女也认为权桂云是一个好人：她脾气温和，屏声敛气，为人低调，从不张扬。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子女又难以接受父亲曾有外室的事实，他们认为是父亲造成母亲的痛苦，父亲犯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为了得到以升子女的承认，权桂云尽其所能：帮助以升料理家务，照顾他的衣食住行。“文革”期间以升的子女下放干校，孩子们留在北京时，权女士也非常精心地照看他们。但是以升的子女特别是他在国外的儿子，对权女士始终怀有无法释怀的怨恨。即便母亲已经去世，即便权女士住进以升家不到十年后也病逝，这些子女们仍旧不放过他们的老父亲。我自己就亲眼目睹以升遭亲友指责的场面，以升对此的态度是一言不发。
         他曾向妻子保证要替权桂云找一个工作，但他又不忍心让一个没有生活技能，文化程度不高，心地善良身体却很虚弱的女人独自面对严酷的世界。和妻子分手？他更不可能丢掉生活了五十多年，共同经历无数风风雨雨的妻子和一家人。自他“金屋藏娇”被曝光以来，他的家庭生活就变得非常痛苦。几十年生活在负罪感之下，对妻子，对子女，对权桂云和他们的女儿玉麟，他都感到内疚。他写过检讨信，一封又一封，乞求原谅，他承认犯错，向党认错，也向子女认错。以升的小女儿玉麟回忆说：“母亲就是因为很清楚父亲受到的精神上的折磨，所以她的心情也非常忧郁。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冲她来的。每当父亲因精神痛苦而犯胃痉挛，她就默默地为父亲煮一个鸡蛋，硬壳蛋可以把胃痛压下去。母亲是一个不会反抗的人，逆来顺受，像《红楼梦》里的尤二姐，但也许不会反抗更好，如果天天反抗吵闹，我父亲可能更不好受。她还是个非常勤俭克己的人，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每年都会说：‘明年不死我就做一件棉袄。’因为她身上那件黑棉袄穿的时间太长了。可是直到死她也没有做成新棉袄。”
         权桂云的死对以升打击也很大，他深感对不起这位跟了她十几年受尽委屈的弱女子。以升小女儿茅玉麟回忆，以升听到噩耗，胃痉挛立刻犯了，以后胃痉挛一直非常严重。
         (《我们家的人和事儿》，茅青著，江苏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