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另一个红颜知己：民国名媛凌叔华

         1924年秋，徐志摩写信给凌叔华，请她作他的“通信员”——通信的对象。信中说：“我一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凌叔华应允了。
A 因泰戈尔来华，凌叔华、徐志摩、陈西滢结缘
         人们对陈西滢的认识，缘于他的《西滢闲话》，以及由“闲话”导致与周氏兄弟结怨从而引发的多场大论战；人们对凌叔华的认识，缘于她是陈西滢的妻子。作为“新月”的一对夫妻，陈、凌的婚恋，虽不如徐志摩与陆小曼那样爆闻于世，但在当时也算是一桩很轰动的社会新闻，为众人津津乐道。
         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西滢”是他的笔名。他生于1896年，年长徐志摩一岁。幼时，他先入上海文明书局附设小学就读，后转学入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附属小学，1911年毕业。民国初年，他受表舅吴敬恒的鼓励赴英国求学。在英国，他发愤苦读，修完中学课程后，先进爱丁堡大学，继而转入伦敦大学，研习政治经济学，最后以博士衔学成归国。
         从这段简历中可以看出陈西滢和徐志摩的共同点：都曾留过洋，而且都曾留学英国，都曾在伦敦大学就读，专业都是政治经济学。不同的是，陈西滢获得了博士学位，而徐志摩没有。还有一个不同，徐志摩是先留学美国，后转入英国的，而陈西滢不是。徐志摩转到英国时，陈西滢早已是“老”留学生了。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新人”，徐志摩在很多方面都得到过陈西滢的帮助。1922年，两人先后回国。回国后，徐志摩先在松坡图书馆任英文干事，一年后，才在胡适的介绍下，进入北京大学，在英文系任教授。陈西滢一回国就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也在英文系。依徐志摩和陈西滢早在英国就建立起的友情，陈西滢自然也是早期新月社的成员之一。凌叔华加盟新月社，是因为泰戈尔访华。也就是说，泰戈尔访华，促成徐志摩和凌叔华相识，也促成陈西滢和凌叔华这一对“新月”夫妻的姻缘。
         凌叔华比陈西滢小4岁，1900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官宦人家，原名叫凌瑞棠。“叔华”、“素心”都是她的笔名。她是其父与三姨太的女儿，生得明眸皓齿、柳眉樱唇，是典型的东方美人，特别是她那双眼睛，苏雪林形容道：“叔华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心不在焉似的，我顶喜欢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凌父是旧式文人，于光绪年间曾与康有为同榜中进士，又同为翰林。因此，凌家往来的多为当时的社会文化名流，诸如康有为、俞曲园、齐白石、辜鸿铭、姚茫父、陈半丁等。凌叔华曾外祖父是粤中书画大家，父亲很希望子女中有人能传先人衣钵。偏巧，凌叔华自幼喜爱画画。为此，父亲请来曾进宫为慈禧画过像的名画家缪素筠为她启蒙。后来，她又正式拜山水名家王竹人、郝漱玉为师习画。平时，齐白石、陈半丁也时时加以指点，使她的画技突飞猛进。学画同时，她还跟康有为学写字，跟学贯中西的辜鸿铭学英文和诗词。
         中学毕业后，凌叔华考入天津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课余，她还一直坚持绘画，工笔写意均运笔自如。她的画清雅高洁，也很受人赞赏。渐渐的，凌叔华在文教界有了点名气，一度与林徽因、韩素梅、谢冰心并称为文教界的“四大美女”。
         泰戈尔来华时，凌叔华已是燕京大学的一名高材生了。她成绩好，交际能力也很强，校内、校外都很活跃。泰戈华访华，除了徐志摩担当泰氏的贴身翻译外，陈西滢也参加了接待工作，凌叔华则被燕京大学推派为欢迎泰氏的代表。就这样，三人结缘。
         大概就是因为泰戈尔于无意间充当了凌、陈相识相恋的媒人的缘故，泰戈尔给凌叔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87年，八旬高龄的凌叔华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半个世纪前泰戈尔到她家喝杏仁茶的情景：那时正是初春，陈师曾、齐白石等组织的北京画会正式成立，但找不到地点开会，陈师曾提议到凌叔华家去。于是，泰戈尔、徐志摩、陈西滢等一起到凌家赴画会。那天的画会，凌叔华听从母亲安排，提前订了百只新鲜玫瑰老饼和百只新鲜藤萝花饼，又在家里自磨了杏仁茶。这应节的茶点很合诗人、画家们的趣味。大家吃得开心，谈得尽兴。
         之后，徐志摩、陈西滢就常到凌家，有时还带来几个新朋友，高谈阔论，一直到太阳西下，也不肯走。这时，凌母便招呼大家留下吃饭。
         徐志摩说过：“没有女人，哪有生活，没有生活，到哪里寻找诗、寻找美？我生来就爱美，美在哪里，在自然，自然中最美的是什么，是女人！女人是上帝最得意的作品。我不是神仙，对女人，我的爱慕有着情欲的成分，这个我承认，但更重要的是，那美丽女人的身上，寄托着我那‘爱、自由、美’的理想。”林徽因是美丽女人，徐志摩对她自然有理想寄托。凌叔华也是美丽女人，她和徐志摩的关系，用“红颜知己”这个词，也许最恰如其分。
         泰戈尔走后，徐志摩的心情由持续亢奋而趋于平静，平静中又蕴含着寂寞和忧郁——他终于失去了林徽因，他彻底失了恋。
         得不到的爱情，纷乱的世事，相继离世的亲友，绞缠在一起，让徐志摩郁闷不堪。在这样的心境下，他很需要有一个宣泄的通道。纵情诗海，是其中之一——— 他一口气写了《毒药》、《白旗》和《婴儿》三首散文诗。另外，他找到了凌叔华这个理想的“通信员”。
B 凌叔华，徐志摩理想的“通信员”
         在和林徽因分手之后、和陆小曼恋爱之前，徐志摩的感情一度处于真空。他是一个感情丰富、活力四射、激情满怀的浪漫诗人，对人、对事、对感情，心里永远储满了块垒，时时需要化解，需要倾吐，也时时需要安慰。1924年秋，徐志摩写信给凌叔华，请她作他的“通信员”——— 通信的对象。信中说：“我一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凌叔华应允了。
         自此，凌叔华与徐志摩由熟人关系更进了一步。最终两人进入到什么关系，这是一个谜。一个风流倜傥的诗人，一个风华绝代的才女，常情下似乎应该成就一段爱的浪漫曲的，在林徽因走后，家世、才学、相貌都不让林徽因的凌叔华是否填补了徐志摩的情感空白？
         对于与徐志摩的恋爱关系，凌叔华对外一直坚辞否认——从刚刚事过一直到老。1925年1、2月间，针对外间纷起的徐志摩与她、与陆小曼绯闻的传言，凌叔华写信给胡适道：“……志摩常与我写信，半疯半傻地说笑话自娱，从未有不可示人之语。”“其实我们被人冤的真可气，我自始至今都想，志摩是一个文友，他自今也只当我是一个容受并了解他的苦闷的一个朋友。”“我要声明我与志摩永久是文学上朋友。”“我对志摩除了相当朋友的同情，并可惜他的被诬外，一些关系都没有，我永远不信他会与我有什么关系。”
         1983年，垂暮之年的凌叔华写信给陈从周道：“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
         凌叔华的话看来是真的，虽然她与徐志摩关系密切时，尚未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也还没有成为她的知己朋友，但以她那样的出身，那样的才貌，还有在那样的年华(25岁)，“自视甚高”几乎是必然的。何况她与徐志摩“好”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也就三四个月时间，陆小曼就走进了徐志摩的感情世界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带着公主般的矜持的凌叔华，不大可能与徐志摩发生烈火干柴的事情。而且，如果徐志摩与凌叔华情焰已炽，就不会有陆小曼的故事了。要有，时间也会延后。这也是徐凌未真正进入恋爱阶段的旁证。
         所以凌叔华的话看来的确是真的，她确有可能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因为老天没给她时间——— 假如陆小曼没有及时出现，任徐凌二人友情发展，那么结果就很难说了。因为从徐志摩写给凌叔华的那些信的内容来看，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感情，已经到了爱情的悬崖边边上了！
         那些信，开头没有称呼，结尾没有署名，文中又总是用暧昧的“X”代替。这批信件在1935年的时候，由凌叔华以《志摩遗札》为题，交给《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公开发表。为此，她不但略去了收信人、写信人的姓名和写信日期，更将徐志摩对她的称呼改为“X”。这个“X”应该是徐志摩对她的昵称：……X，您背上有翅膀没有，有就成，要是没，还得耐一下东短西长！说也怪，我的话匣子，对你是开定的了，管您有兴致听没有，我从没有说话像对你这样流利，我不信口才会长进这么快，这准是X教给我的，多谢你。我给旁人信也会写得顶长的，但总不自然，笔下不顺，心里也不自由，不是怕形容词太粗，就提防那话引人多心，这一来说话或写信就不是纯粹的快乐。对你不同，我不怕你，因为你懂得，你懂得因为你目力能穿过字面，这一来我的舌头就享受了真的解放，我有着那一点点小机灵就从心坎里一直灌进血脉，从肺管输到指尖，从指尖到笔尖，滴在白纸上就是黑字，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
         此时的徐志摩已经是北大教授了，而凌叔华还只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虽然他俩一个师一个生，差着辈，但毕竟只相差3岁，是意气相投的同龄人。徐志摩这样昵称凌叔华，写这样的信，满纸的温情，满腔的信赖，是像将她只当作“通信员”的情形吗？多情如徐志摩，如凌叔华，彼此这样通信，如何能够一直保持单纯的友情而不使它发酵？且不论凌叔华对徐志摩如何，至少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情感偏离了通常的友情。这又从徐志摩的另外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来：
         准有好几天不和你神谈了，我那拉拉扯扯半疯半梦半夜里袅笔头的话，清醒时自己想起来都有点害臊，我真怕厌烦了你，同时又私冀你不至十分的厌烦，X，告诉我，究竟厌烦了没有？平常人听了疯话是要“半掩耳朵半关门”的，但我相信倒是疯话里有“性情之真”……。不瞒你说，近来我的感情脆弱的不成话：如其秋风秋色引起我的悲伤，秋雨简直逼我哭。我真怕。
         关于凌叔华与徐志摩的关系，两个人提供的说法尤其值得重视，一个是凌叔华的情人、与徐志摩在性情上有几分相像的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一个是凌叔华女儿陈小滢。前者说“凌叔华曾和徐志摩热恋”——— 这当然是凌叔华告诉他的；后者说她母亲曾经“追求过徐志摩”，而她觉得徐志摩只是把凌叔华看作红颜知己。当然这又是一个疑窦。
         不管实际情形怎样，凌叔华用“纯粹的慈善心肠”，胜任了徐志摩理想的“通信员”，她“用恬静的谐趣或幽默来湿润”徐志摩“居处的枯索”(徐志摩语)，使他在精神上得到切实的安慰，奔突的热情得以相对平稳地由林徽因过渡到陆小曼身上，这是肯定的，而凌叔华，自也有她的真命天子在前方等待着她。说起她和陈西滢的恋爱，不能不提到“现代评论社”和《现代评论》杂志。
C 陈西滢——凌叔华；徐志摩——陆小曼
         徐志摩是“新月”的代表人物，陈西滢则是“现代评论”的代表人物。陈西滢不仅参与创办了《现代评论》，更负责其中的“闲话”专栏。在其后的三四年间，他在这个栏目上，发表了不少杂文式短文，内容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著名的《西滢闲话》一书就是他那些文章的合集。他以精到的论事与畅达的文笔吸引了不少读者，“陈西滢”这个名字，也由此越来越响亮了。
         正如徐志摩等新月社成员也是《现代评论》撰稿人一样，凌叔华作为新月社成员，也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过不少很有分量的小说作品。其中一篇《酒后》，显示了她小说创作方面的功力，奠定了她的文坛地位，更引起陈西滢对她的关注。此时，陈西滢和徐志摩一样，是北大教授，而凌叔华仍然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她和陈西滢，也如和徐志摩，是师生关系。陈西滢对凌叔华，也就有老师对学生的那份疼惜和怜爱，而凌叔华对陈西滢，自然也就有学生对老师的那份崇敬和仰慕。两人都有很好的英文功底，也有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和追求。作为学生，凌叔华常向陈西滢请教；作为老师，陈西滢常对凌叔华进行指导。
         在很长一段时期，陈、凌双鱼回游，尽管信中大多谈的是文学艺术，并不涉及情爱，但除了未谈过恋爱的和不懂爱的人以外，有谁相信他们仅仅是在谈论文艺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越走越近，但他俩始终秘而不宣，悄悄恋爱了两三年，不仅双方家长压根不知有其事，就连他俩共同的朋友、各自的朋友也都被蒙在鼓里。这里固然有恋爱者通常怀有的隐蔽心理，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凌叔华的父亲是个非常守旧的人。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把封建婚姻的一套，诸如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视为天经地义。凌叔华很清楚，如果父亲知道自己的掌上明珠竟做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事来，一定气得白胡子上翘，于是打算等她大学毕业后再说。从燕京大学毕业时，凌叔华还荣获了学校专颁给杰出学生的“金钥匙”奖，她与陈西滢精心培育的爱情之果也到了收获的季节。两人一合计，找到凌家的一位世交，央求他去凌父那儿说媒。
         这位抱着成人之美君子心的说客，颇懂一点儿谈话艺术。他先从自家门庭谈起，再向凌父询问凌家子女情况；谈到凌叔华的学业时，又很自然地“关心”起她的终身大事。接着就大谈陈西滢的才华为人、名誉地位，却只字不提二人的自由恋爱。凌福彭在此之前也曾耳闻北大有这么一位教授，他本来对陈并无什么特别的恶感，只是从传统文人、官宦的观念想来，觉得这些喝过洋墨水的人，个个思想怪异，又觉得陈西滢风头太健……但经不住老友的一番唇舌，终于首肯了这门亲事。
         在凌福彭面前为凌陈联姻说项的，至少还有凌叔华的表兄。凌叔华写信告诉胡适，说“老父允说商量，这事就有边儿了”。
         1926年，也就是凌、陈两人相识两年后，终于成婚。
         胡适作了他们的证婚人，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的婚宴上，他演说道：“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这一通“婚姻哲学”赢得一片掌声。
         假设没有陈西滢，没有陆小曼，凌叔华对于徐志摩“理想的通信员”的身份是否会改变？无人能知。事实是，因为有陈西滢，因为有陆小曼，凌叔华和徐志摩的情感——— 如果两人之间亲密无间的通信算是一种情感的话——— 戛然而止。更确切地说，徐志摩遇到了陆小曼而收回了他险些泛滥在凌叔华身上的那份暧昧情感。随即，他将对林徽因的爱恋转移到了陆小曼的身上，他重新找到了感情寄托。凌叔华也就完成了“理想的通信员”的使命。
                   
                          摘自《徐志摩·新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