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谦德庄看民国黑社会

最近关于重庆打黑的报道，持续见诸报端，读者对这一问题也是非常关注。但您了解中国帮会形成的历史和深层原因吗？知道他们的生存法则和根除之策吗？
恶霸发家的三步棋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中有一篇《话说当年的谦德庄》，描绘了一块地盘，勾画出民国初年的一个强人，这个人运筹经营，凭借暴力定分立规，留下了另一种发财致富的故事。
用暴力砸宝局抢地盘
         谦德庄位于天津城南，方圆二里多地，这里的居民多数是指身为业、卖苦力气的人。民国六年（1917年）闹大水，一些灾民流落在此谋生。这片土地基本上属于两家所有：一是天津有名的富户“李善人”，一是天主教会崇德堂。
         谦德庄初开辟时，本是韩慕莲父子的天下。韩慕莲是天主教徒，崇德堂的收租人。他有个儿子韩相林在谦德庄开了韩家小店，暗设宝局，招赌窝娼，从中抽头渔利。父子二人四方进财，腰包越来越鼓，这就惹得附近西楼村的李珍、李玉兄弟俩眼红起来。
         恶霸李珍，是天津青帮头子白云生的徒弟。李玉绰号“花鞋小李三”，在天津也是个知名的“混混儿”。李家兄弟自幼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专干骗人、讹人、坑人的勾当。他们勾结小王庄地保甄连发——这个人手眼宽，能串通官府，闹起事来打官司，甄连发在衙门里有人——又买通路春贵当“肉墩子”（肉墩子是挨刀的意思）。此人是西郊辛家院人，担筐卧篓一条扁担来谦德庄一带找饭吃，李家兄弟看他身高体壮，有个虎把劲，就指使他去打头阵。路春贵前往韩家小店砸宝局，刀砍韩相林。韩家父子人单势孤，打官司又输在堂上，从而气走塘沽。
成立“公司”网罗爪牙
         挤韩夺地，李家兄弟如愿以偿了。为了在这块地上站住脚，免得再被别人挤走，李珍走了三步棋。
         第一步，由甄连发出面，花钱运动乡西五所（类似今日的警察分局）的毛署员，办下来几套警察服，两条大枪，在谦德庄义园前建立了“小局子”（即警察局派出所），先后几任警长都是李珍的心腹。干脆说，“小局子”等于是李珍开的。
         第二步是建立组织。李珍纠集了甄连发、路春贵、穆文彬，还有人贩子程海庭等，成立了一个名叫“保安公司”的机构，网罗了一批地痞、市侩、讼棍、刀笔。在谦德庄他们占着天，霸着地，平地抠饼，雁过拔毛。
         第三步是广收门徒。保安公司的杏黄旗一举，开山门，摆香堂，三山五岳的妖魔鬼怪，江河湖海的鱼鳖虾蟹，都聚集在李珍门下。
         李珍走了这三步棋，坐镇保安公司，勾挂官私两面，上有官府托庇，下有爪牙驱使，不几年的工夫，就羽毛丰满，独霸一方了。
混混如何争夺赌场
         李珍发财的第一步，就是指使路春贵砸赌局。整个过程说来简单，背后却隐藏着深厚的传统和精巧的利害计算。
上门找打叫“卖味”
         十九世纪末，天津混混儿已经发展出一套争夺赌场的完善规矩。《旧天津的混混儿》一文介绍道：
         “赌局抽头，可谓日进斗金，羡慕的自然大有人在。若想从中染指，也不是容易的事，必须单人独马，闯进赌局大闹一场。方式方法各有不同。有的到时横眉竖目，破口大骂，声称把赌局让给他干几天。局头见祸事到来，挺身应付，说不到三言五语，两下说翻，一声令下，打手们取出斧把便打。来者应当立时躺下卖两下子。
         “躺下有一定的姿势：首先插上两手，抱住后脑，胳臂肘护住太阳穴，两条腿剪子股一拧，夹好肾囊，侧身倒下。倒时拦门横倒，不得顺倒，为的是志在必打，不能让出路来替赌局留道。如果一时失神躺错，主人借此自找下梯，诬赖他安心让路，不是真挨打来的，奚落几句不打了。这一来便成僵局，来人空闹一场无法出门，结果是丢脸而已，不曾达到目的，反闹一鼻子灰。
         “横倒下后，仍是大骂不休，要对方打四面。其实只能打三面，打前面容易发生危险，既无深仇大恨，谁也不肯造成人命案子，那一来赌局便开不成了。
         “打时先打两旁，后打背面。打到分际上，局头便自喝令‘擎手吧！够样儿了’。打手们立时住手，听候善后处理。另有人过来问伤者姓名、住址，用大笸箩或一扇门，铺上大红棉被，将伤者轻轻搭上，红棉被盖好，搭回去治伤养病。有礼貌的主人亲自探病，好言安慰，至此改恶面目为善面目，少不得送钱送礼。这便是天津俗语所谓‘不打不相识’。伤愈后，经人说和每天由赌局赠予一两吊钱的津贴，只要有赌局一天存在，风雨无阻，分文不少，或自取或派人送到，名为‘拿挂钱’，江湖切口叫‘拿毛钿’。从此反成好友，那人算有了准进项，便可安然享受。如果被打的喊出哎呀二字，不但白挨一顿打，而且要受奚落，自己爬着走，也得算数。当年颇有些初出茅庐的未经考验，轻举妄动，势必丢脸而回。
         如何理解上述规矩呢？在混混儿的术语中，上门找打叫“卖味”，这是赤裸裸的以血肉之躯的痛苦换取“挂钱”的交易。所谓“挂钱”，就是挂个名字，坐享其成——挂个名字拿钱。
赌场花“挂钱”摆平
         在“卖味”交易中，人家打上门来，赌局不能不拿东西对付。赌博是著名的无痛税收，开赌场如同开税务所，因此，赌博一般都是官府垄断的生意，要买通官吏和衙役才能悄悄营业。在这种情况下，赌场方面的选择空间很小。正式求助官府意味着自杀。容人家捣乱下去，赌场就没法开了。打死人家，光天化日之下闹出人命案，赌场也没法开了。于是掏“挂钱”摆平破坏要素，就成了“诸害相权取其轻”的最佳策略。
         卖命者的核心计算是：为了获得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伤亡的风险？或者，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用古人一句更简明的话表达，就是“身与货孰亲？”孰亲呢？那就要看身是谁的身，别人的身还是自己的身，百万富翁之身还是饥寒交迫之身，身也要看具体部位，是小手指还是整个脑袋，锦上添花的货还是雪中送炭的货等等，不可一概而论。权衡种种利害之后，依然打上门去，说明卖命者认为这是合算的买卖。破坏方和赌场方都找到了合算的策略，有关卖味和挂钱的规矩便形成并固定下来。
每块地盘上都有地霸
         《话说当年的谦德庄》描述了保安公司的建立过程：开山门，摆香堂，招揽地痞讼棍。看起来这不像办公司，倒像建立黑帮组织。用帮会开山门的仪式开公司，说明当事人在自我意识里并没有把“公司”当真。与关东马贼办团防，湘西土匪办保安团同样，这不过是一张糊弄人的画皮。之所以选择公司的形式，因为这种组织形式既流行又合法，如此冒充一下，横规矩就显得比较顺。
         谦德庄方圆不过二里，距首都不过一百公里，却成为特色鲜明的“特区”，这并不是当时的特例。与官府规定的社会秩序大有差别的地霸秩序，或者中性一点称作地盘秩序，随处都可以见到。湘西土匪和关东马贼，都有一套匪世界的秩序，广东则有“大天二”秩序，中原一带有“土围子”秩序，上海青帮使当地秩序严重变形，四川袍哥同样如此。更高一层，天津先后成为不同军阀的地盘，四川的军阀防区制度则有更强的独立性，每个防区近似战国七雄的一个独立王国。放眼望去，中国有大大小小的地盘，大圈小圈，条条块块，层层叠叠。每块地盘上都有一套横规矩，有一个地霸，或军阀，或民团，或黑帮，或豪门大族，或道门教会，或贪官污吏，或里长保长之类的村干部，或者直接就是土匪。这种地盘秩序充分发育、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见于春秋战国前流行的封建制度——层层叠叠分封，许多小王架着一个大王。因此，帝国制度必定伴随着“半封建”或“小半封建”或“隐形半封建”制度，体现为地盘或地霸秩序
黑社会的形成基础
         我觉得，黑社会在两种情况下会存在。一种是弱势政府，就是政府管制能力不强。另外一个是法治社会。像美国、意大利这些国家，黑社会的影响都很大。但是，像欧洲一些法治比较悠久的国家，反而黑社会比较弱。此外，有比较完善的福利制度。比如英国，黑社会的力量就不强。
         判定黑社会的重要元素之一是，这个团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与政府分庭抗礼。现在重庆的犯罪组织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判别标准，最多只能是有组织的犯罪。像美国的黑社会、西西里岛的黑手党，不是主流社会想打就能打掉的。
黑社会与游民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从“结社”发展为黑社会，是明清以来的事情，因为当时已经有组织完善和具有一定活动力量的秘密会社出现。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当时的秘密会社如洪门（天地会）称之为黑社会，因为这些组织最初建立时是包含有严肃的政治目的的，与一般的因牟利而促成的结社还是有区别的。特别是洪门最初结会的目的是“反清复明”，含有反抗民族压迫之意，后来因为参与成员的变化，“反清复明”日渐成为一个口号或招牌，牟利才是日常活动的宗旨。
         古代牟利性的结社大多与游民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在经济上是小农经济，社会组织上是行政控制与宗法制度；行政控制相对较弱，但宗法网络比较强。中国古代社会中人口是最活跃的因素，太平时代，增长极快。人口增长，土地是个常数，必然有一些人从土地上被抛离出来。脱离了那块土地，于是也脱离了相处了多年的亲缘、职缘、地缘等关系，变成一身无所属的游民。
秘密会社活跃于小市镇
         明代初年对人口流动的控制非常紧。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就是游民出身，但他对游民现象深恶痛绝。从明朝建国一开始，对人实行强控制政策，离开家乡都得要开路条，只有商人才允许在百里之内行动，但也不能走得太远。
         但是明朝施行的分封制度导致土地兼并加剧。皇亲国戚、宗室勋贵霸占土地，建立庄园，使得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为生存而流亡。明朝建立五六十年，就有大批流民流亡四方。游民在城镇里，弱者被人践踏，强者则成为犯罪分子，我们仔细读《阿Q正传》就能理解这一点。不过大中城市是皇权社会的政治军事中心，真正秘密结社很难在大中城市长期存在。因此秘密会社大多生存和活跃于一些新型的小市镇。陈志华先生一本介绍传统四川小镇《福宝场》的开篇就是“从哥老会谈起”。这里的“一百个男人里至少有九十个是袍哥”。
民国时期帮会最红火
         康雍乾时期，满清政府是强势政府，对秘密帮会打压得非常厉害，发现即杀。民国时期，应该说是帮会最红火的时期。因为他们一直标榜是反清的，用孙先生的话说，是“无役不从”——没有一次战役他们不跟着打的。
         民国政府一开始有点犒赏帮会的意思，后来又要整顿他们。有很多人评价说，这是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忘了底层人民对革命的功劳。其实帮会没有一点近代意识，就是“打天下坐天下”那一套。政府要想正常执政就不能不改造帮会。当时孙中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从他所受的思想影响来看也不允许他这样做。后来的袁世凯想这样做，也是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