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方志敏的嘱托：关于方志敏文稿秘密传递

寻找当年文稿传递者程全昭
        由上海电影(集团)公司拍摄、胡雪杨导演的电影《可爱的中国》正在全国各地隆重上映。这部影片已被中宣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列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影片第二批重点推荐影片”。电影以《血肉》、《清贫》、《可爱的中国》三个独立的片段构筑而成，通过红十军突围、被捕前后、狱中斗争的时空交叉，讲述方志敏同志伟大而感人的一生。
        影片第三部分《可爱的中国》讲述了方志敏在狱中坚持斗争的许多细节。方志敏在狱中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灵活的斗争艺术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十几万字的著作。这些文字后来得以陆续发表，已经感动了好几代中国人。在电影《可爱的中国》中，有不少细节讲述了方志敏文稿从狱中托人带出，或许是受影片篇幅的局限，这些文稿是如何辗转送交给党组织的情节则未加着墨。而此前见诸报刊的一些说法又相互矛盾，颇有讹误。笔者在观看《可爱的中国》样片时突然想起一件往事：笔者昔日执教杭州三中，有一同事朱金其老师，他的夫人魏中祁就是为方志敏传送文稿的程全昭的女儿。
        8月30日，星期天下午，我敲开了魏中祁老师的家门。已经退休多年的魏中祁告诉笔者，她还没有看到电影《可爱的中国》，但她母亲当年确实将《可爱的中国》等珍贵文稿送交给了宋庆龄、鲁迅、李公朴。
化名“李贞”接受托付
        魏中祁的母亲叫程全昭，当年住在杭州劳动路，与高家骏为楼上楼下的邻居。两人长期生活在同一环境，渐渐互生爱意。但魏中祁外公是北京政法学院的高才生，虽然自己也不得志，但嫌高家骏为富家子小妾之子，地位卑微，不许在杭州女子职业学校就读的女儿与他相恋。高家骏万般无奈之下，愤而出走，到外地谋生。离开杭州之前，他与程全昭约定：“待到我有出头之日，再来接你。”
        高家骏走后不久，程全昭也从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在杭州自强小学做代课老师。1935年7月初的一天，程全昭正放暑假赋闲在家，突然收到一封从江西南昌寄来的信，随信还寄来20元汇款。
        信是高家骏写给程全昭的。信中说，他离开杭州后，在江西绥靖公署行营当公差。希望程全昭接信后火速前往南昌，有要事相商。并在信中约定，如果程全昭到了南昌，可以入住迎宾旅馆，他已关照茶房，她一到便会知晓，他自会前来见她。
        此时的程全昭正当20虚岁，情窦初开。收到高家骏的来信和汇款，她激动万分，认为是男友履约。她只身一人来到南昌，找到信上所说的迎宾旅馆，住了下来。高家骏闻知程全昭已到南昌，匆匆赶来与恋人相见。
        原来，高家骏离开杭州后，为找生活出路，来到南昌参加军法处招聘缮写员的考试，并被录取为上士文书。军法处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是浙江金华人，与高家骏既是同乡，志趣也合，成为至交。高家骏有时去看守所探望凌凤梧，凌凤梧向高家骏介绍了方志敏。高家骏便有机会听方志敏讲故事。方志敏对国事的分析和判断，使高家骏受到感化。他常为方志敏做些递送报纸、买烧饼之类的杂事，交往越久，敬仰之心越坚。方志敏看出高家骏思想的变化，决定将一部分文稿的传送任务托付给他。言谈中，方志敏了解到高家骏在杭州有个恋人，因此建议高家骏给程全昭写信，邀请程全昭到南昌相聚，再见机将传送信函之事托付给她。高家骏汇给程全昭的20元钱，也是方志敏给的。
        程全昭到南昌第一天，高家骏陪着她叙家常，谈恋情，倾诉相思之苦。第二天，高家骏依然与程全昭唠叨家常。程全昭忍不住问高家骏：你把我从杭州叫来南昌，究竟有什么要事？我们的今后你究竟有什么打算？
        高家骏见程全昭已经问及“要事”，于是便不再隐瞒。他告诉程全昭：“我叫你速来就是为了打通一条路来。我在这里认识一个要人，向他介绍了我俩的情况。他很同情我们，愿意帮我们找出路。”然后，高家骏将方志敏的情况说给程全昭听：“这个人是共产党的大官，很有才华，对我很热情。可惜现在被老蒋关在南昌行营。现在有人在想办法救他。我们也在帮他想办法。如果他能够救出去，我们就跟他一起跑，我和你就有办法了。”
        听了高家骏的话，程全昭心里有些波动。当时的报纸上经常有国民党军队“剿匪”和共产党人被枪杀的消息，自己的恋人在做帮助共产党的事，一定很危险。但程全昭对高家骏已经十分信任，高家骏讲的方志敏的故事很让她感动。她表示愿意为方志敏出一份力，并问高家骏：“我可以做些什么？”
        高家骏表示，按照方志敏的步骤，第一步先帮助把密件传送到上海，按照地址交给收信人。见程全昭果断地点头，高家骏又吩咐说：“我们钱不多，一路上要节约，住的地方要安全。”程全昭告诉高家骏：“我有个同学在白克路宝隆医院当护士，我可以住她那里。白克路是租界，宝隆医院又是外国人办的，应该安全。这样把旅馆费和饭钱都可以省了。”
        第三天，高家骏再次见到程全昭时，当面交给她一个纸包，同时交给她四封信，嘱咐她“一封给宋庆龄，一封给鲁迅，一封给邹韬奋，还有一封给李公朴”。高家骏又交代了四封信送达的地址，然后对程全昭说：“方先生帮你取了个化名，叫李贞，他自己取名为李祥松，你们就是一家人了，都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人。李贞又是力争的谐音，希望你力争把信送到，把事情办成功！”
        高家骏又在旅馆写了几张“李贞，住址宝隆医院”的名片，再交给程全昭20元钱，让她当路费。高家骏希望程全昭第二天就启程，并关照她：信送到指定的地址后，回宝隆医院等消息，会有人告诉你去哪里。
文稿转送中央特科
        程全昭一夜无眠，设想着送信的过程和后果。她把信和纸包夹在衣服中间，再放入小皮箱。第二天，她登上了南昌到上海的火车。车到九江遇洪水不能通行，她又改乘轮船。当晚赶到上海，第二天一早，程全昭先来到宋庆龄家，一位保姆开了门。程全昭讲明来意，保姆称宋庆龄去庐山避暑了。程全昭告诉保姆：我从江西来，专门来送一封重要的信，请麻烦转交给宋庆龄。同时把“李贞”的名片给了保姆。
        离开宋庆龄家，程全昭随即来到生活书店找邹韬奋。但邹韬奋当时在国外。程全昭留下了信和名片。接着去内山书店找鲁迅。书店里的伙计告诉程全昭：鲁迅你是找不到的。但你如果有事，我们可以转告他。程全昭就把信和密件留给了伙计，还特意关照这信件需要用显影水才能看文字。
        当天下午，程全昭来到中华职业学校找李公朴校长。学校老师告诉程全昭：李校长不在，他一般是晚上六点半来上课。程全昭就在学校门口等，从下午等到晚上。六点钟，李公朴走进了校门，他请程全昭到学校会客室坐下交谈。程全昭说，“我从江西来，帮方志敏送一封重要的信给您。”李公朴见身旁有人，装着很惊讶的样子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他怎么会让你送信给我？哦，这样吧，信先放我这里好了！”
        程全昭把信和密件加上“李贞”的名片都送到了方志敏指定的地址。当晚，她回到了宝隆医院，心里七上八下的，等待着对方的回音。
        夜深了，程全昭见没有人来，打算睡觉。就在此刻，一位打扮时髦的少妇来到宝隆医院找“李贞”。她告诉程全昭，她姓宋，是宋庆龄派她来找李贞的。程全昭以为眼前的这位贵夫人就是宋庆龄。这位少妇又告诉程全昭：“你来上海送信的事已经有人知道，你必须赶快离开上海，我就是特地赶来通知你的。”
        后来才知道，这位贵夫人是章乃器先生的夫人胡子婴。
        (史料记载：那天晚上，胡子婴在宝隆医院从程全昭手中取到方志敏狱中文稿后，立刻就回到书店，当面交给了胡愈之和毕云程。几个人将纸包打开一看，果然如方志敏信中所言，全是密写的(未显影)白纸。当时毕是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遂将文稿转送到中央特科。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组织显影后，又将显影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寄给了在法国的吴玉章。当时吴受党中央委托，在巴黎主办《救国时报》。于是在刚刚创刊不久的《救国时报》(第二期)，刊登了“抗日烈士方志敏之遗书”，即《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同时加按语介绍了方志敏被捕、牺牲等有关情况。)
        胡子婴当晚要给程全昭100元钱，被程全昭谢绝了。但她听从了胡子婴的劝告，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上海。回到杭州后，程全昭不敢直接回家，就在西湖边六公园闲逛。当时，程全昭全家人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一家人急得要命，四处寻找。程全昭的大弟在六公园发现了姐姐，硬把她劝回了家。在父母的逼问下，程全昭讲述了大致经过。她的父母大吃一惊，自己的女儿居然做了如此危险的事。父亲呵斥说：你知不知道要坐牢，要杀头的，全家人都会跟着你吃官司！
        从此，父母亲把程全昭关在家里，不许她离家一步，也不许她与外界接触，母亲守着她形影不离。

1936年部分文稿在巴黎《救国时报》发表

        此后的情节发展，方志敏的女儿方梅在《方志敏全传》中有以下记载：
        程全昭去上海已经20多天，没有丝毫音讯。方志敏着急，高家骏也着急。为了把余下的文稿送出去，高家骏又接受了方志敏的嘱托，带着与程全昭同样的信件，到上海找党组织。
        高家骏请了长假，于(1935年)7月30日抵达上海。送出了方志敏写给李公朴的信后，发现有人跟踪，便急忙离开上海前往杭州。后来，因他家里失火，其余三封未送出的信全被烧毁。他和程全昭的恋情也以牛郎织女的结局告终。
        18岁的程全昭不负所托，历尽艰难险阻，终将稿件送到上海。先是由章乃器(当时的“爱国七君子”之一)的夫人胡子婴接收下来，后又通过她转给了生活书店的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毕云程。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为营救方志敏，中央特科即时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并迅速派出特科人员在南昌民德路开设了一间“育民诊所”，以此作掩护。
        在方志敏被捕一周年之际，1936年1月29日，巴黎《救国时报》发表了方志敏《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和《我们临死前的话》，该文稿就是程全昭送出去的。
        (另据史料记载：高家骏回到杭州后，又打听到南昌方面的消息：他走后数日，方志敏就被蒋介石下令秘密处决了。军法处虽不知高家骏、凌凤梧等人合谋暗中为方志敏传送密件，但已觉察他俩同情方志敏，关系较密切，凌凤梧已被军法处审查。高家骏只好停止一切活动，过起度日如年的隐居生活。)
另一位传递者叫胡逸民
        据史料记载，方志敏的书稿和信函还通过另一位狱友传送。他叫胡逸民，浙江永康人，早年攻读法律，后追随孙中山。1925年，他随蒋介石北伐而名声大震，曾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主席，并先后担任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等三个监狱的狱长。但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同，四次被蒋介石投进牢房。
        1934年夏，胡逸民第三次入狱。1935年2月初的一天，看守所忽然轰动：当时官方悬赏8万缉拿的共产党闽浙赣三省主席方志敏被抓。两天后，胡逸民(狱中化名永一)与方志敏见面。他的任务是为蒋介石做说客做方志敏的工作，却被方志敏的人格所折服。
        在狱中，方志敏写完了七八万字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可爱的中国》、《死——— 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狱中纪实》等文稿。他将传送部分文稿的事重托给胡逸民。并为胡逸民写下了“介绍信”：
        为了防备敌人突然提我出去枪毙，故将你的介绍信写好了。是写给我党中央，内容是说明我在狱中所做的事，所写的文章，与你的关系，你的过去和现在同情革命帮助革命的事实……
        胡逸民深受感动，决定帮助方志敏传送文稿。1935年深秋，胡逸民出狱。他没有忘记烈士的重托，到上海将方志敏部分手稿交给了章乃器先生。
        关于这段经历，胡子婴在回忆中写道：
        1936年11月18日傍晚，一个貌似小商的人将一部分方志敏烈士的遗稿送到我家，因章乃器外出，便由我接待。送稿人介绍说，他是与方志敏同牢的囚友，并介绍方志敏经受了种种威胁利诱，始终不屈，最后被杀害。他出于对方志敏的感情及对烈士的敬仰，便遵嘱把烈士的《可爱的中国》等文稿交给党组织。此人还说，他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共产党的机关或领导人，你们是救国会的知名人士，跟共产党很好，你们一定知道，所以我只好转托给你们。
        胡子婴还说，几天后(即11月23日)，章乃器被捕，她怕敌人抄家，急忙与住在她家的吴大琨清理救国会文件。这时，她想到方志敏的手稿，便打电话与宋庆龄联系，接着取出烈士手稿交给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阳(中共党员)，让他乘出租车送到宋处。后来宋庆龄将文稿交予当时能代表中共组织的冯雪峰。据档案载：冯看后做了批语交“小K”(即潘汉年)。后来，冯又遵“小K”嘱转交谢澹如保存于上海。数年后，首先在上海得以出版面世的《可爱的中国》就是烈士这批珍贵文稿之一。
        1981年10月，胡逸民在海外定居了30年后，终于回到内地探亲观光，并专程赴南昌梅岭拜谒方志敏烈士陵墓。
方志敏遗孀缪敏找到程全昭
        全国解放后，程全昭一家过着清苦而平静的生活。
        1955年的一天，家住杭州人民大会堂附近的程全昭到门口倒垃圾，遇见了她时时思念的高家骏。但此刻的程全昭已是5个孩子的母亲，而高家骏则在程全昭家附近的医院工作。两人相见不久，高家骏因解放前在国民党绥靖公署干过而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他被解除公职，押回老家绍兴柯桥劳动改造。
        1958年，程全昭的丈夫病逝，生活的重担全压在无经济来源的程全昭一人身上。
        此时有一好消息传来：已在浙江东阳北麓中学任教的凌凤梧被江西省公安厅邀请至南昌，协助法医分辨和鉴定方志敏烈士的遗骨。时任江西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方志敏遗孀缪敏邀请凌凤梧到她家做客，并打听到高、程两人情况。
        此后，缪敏给程全昭写信，对程、高二人当年为方志敏烈士传送文件的行为表示赞扬，同时表达感激之情。缪敏还随信给程全昭寄了钱和粮票。缪敏还邀请程全昭和高家骏重游南昌，两人在南昌受到了缪敏一家及方志敏亲属方志纯等人的热情接待。
        1959年，在方志敏诞辰60周年之际，缪敏撰写了《方志敏与鲁迅》的文稿在人民日报发表，她将稿费分别寄给了程全昭和高家骏。在缪敏的多次过问下，高家骏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初获得彻底平反。程全昭一家享受一定的生活补贴，她患病后的医疗费用也由当地政府部门报销。
        1977年，缪敏病故，此后，高家骏和程全昭也相继病故。如今，方志敏的女儿方梅与程全昭的女儿魏中祁仍然有书信往来。
据《新华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