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想让每个濒死的人安详离世

“你咒我死呀，你们是不是搞殡仪的”
        3年前，林玉敏只身来到这里时，她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第一次离开香港工作。她听不懂武汉话，刚到武汉时，甚至不会说普通话，第一次面试员工时，说话就“像外国人一样”。她也不习惯武汉的饮食，开始的半年，几乎每天都拉肚子。
        那一年，湖北省荣军医院刚刚启用了一栋新楼。这栋大楼由香港英皇慈善基金捐助。湖北慈善香港英皇关爱老人护养中心就设在这里。按照约定，湖北一些农村福利院的少数“三无”、“五保”老人，将在护养中心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房间格局一样，墙壁一律白色，两张病床，一个卫生间，还有空调。这样的居住环境，有的老人第一次享受到。
        此外，英皇慈善基金还资助香港“无国界社工”在此推广“临终关怀”的项目。林玉敏就是无国界社工派往武汉的工作人员。她将在此工作3年。
        在武汉，临终关怀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早些年，荣军医院也开展过此项业务，濒死者被送到这里，由医护人员照料他们的生活，直到他们老去。
        但林玉敏觉得，只是将老人们的生活照料好，还远远不够。她从香港带来的理念是，社工要给这些即将面对死亡的人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安慰，让他们舒缓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
        第一批服务对象，是护养中心主任熊春娥带队挑选的。当时，熊春娥带着队伍，到武汉周边的一些农村福利院找人，条件是生命期3个月到半年内的“三无”、“五保”老人。符合条件的人，随即被送到护养中心，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
        但是，熊春娥始终没敢跟老人们提到“死亡”。她只是告诉他们，护养中心的条件好，设备比较先进，适合一部分老人治疗。她担心，一旦告诉老人们实情，一部分人将不会去。
        她解释称，在传统观念中，老人们都希望叶落归根。护养中心的第一批住客就这样被“骗”到了武汉。
        正因为老人们不知情，所以，“无国界社工湖北慈宁服务处”开张不久，主任林玉敏就碰上了一个“老大难”问题。
        一位老人已经濒临死亡，她认为应该将实情告诉老人。但当她和护养中心的医护人员就此讨论时，在场者没人赞同她的做法。“每个人都有知情权，为什么不能告诉老人他们的健康程度或生命期，让他们安排好一切呢？”她不解。他们则告诉她，一旦告诉病人时日不多，病人也许会加重心理负担，加速死亡。
        她自己也曾亲身领教这种文化。一次，她在做临终关怀推广活动的前期准备工作时，随机调查了一些武汉市民。当问起对临终关怀的看法时，一名老人破口大骂：“你咒我死呀，你们是不是搞殡仪的？”
        事后，有人告诉她，老人自己谈死亡可以，如果子女和老人谈的话，就会被扣上“不孝”的帽子，要是别人和老人谈，那就意味着“咒人家死”。这让她有点尴尬，因为在香港，她经常和自己的妈妈讨论妈妈百年后的葬礼如何举办。
        直到现在，林玉敏仍然在困扰中工作。她害怕因为向老人隐瞒死亡时间而为他们留下很多遗憾。她所要推广的临终关怀，目的就是要濒死者舒缓无憾地离开。
        她选择在一些思想比较开放的老人床头，偷偷地放一些临终关怀的资料；她还会试探性地同他们探讨生死。不久，一些不能接受她的观念的老人送给她一个“死神”的外号。
“我只想让每一个濒死的人安详离世”
        在“驿站”里，那些看上去有些沉默甚至有点木讷的老人们，多数在心里藏着或大或小的遗憾。
        林玉敏的第一个服务对象是个孤寡老人，早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首次和他接触时，她就碰了钉子。
        她告诉老人，自己是香港来的一名工作人员，想和老人聊聊天。老人没反应。她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会，老人摆摆手，示意她离开。一连数天都是如此。
        凭着数年的社工经验，她知道老人害怕孤单，也不一定习惯新的居住环境，所以，她坚持每天都去看老人，老人逐渐开口了，但说话很少。握住老人的手，抚摸老人，是她学会的社工常用手段之一。
        经过多天观察，这名经验丰富的社工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她发现这名老人喜欢看报纸，每天早晨都要溜出去买报纸。一天，她走进老人房间时，见他正在看报纸，就对他说：“爷爷，我看简体字比较困难，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外面发生了什么？”
        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当天，老人很高兴地给她讲了报纸上的不少新闻。此后，老人每天都会给她讲报纸上的内容。渐渐地，他们也开始聊一些别的内容，关系逐渐融洽。她偶尔偷偷留一些临终关怀的资料在老人的床头。对此，老人并未表示反感。有时，她也会顺着老人的话，试探性地讨论一下生死。比如，她会问老人是否害怕死亡，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等等。
        有一天，她像往常一样去和老人聊天。老人突然说：“小林，我快要不行了，不能给你讲故事了。”“爷爷，你有没有没做的事，看我能不能帮你做。”林玉敏说。
        老人告诉她，他有一个侄子，好久没联系了，很想让他知道自己的生死。他还说，自己希望能总结一生的经历。但他又接着说：“像我这样的人，有谁会在乎呢？”
        “我们都很在乎你呀。”林玉敏说。她紧握住老人的手，鼓励他写出自己的历史。
        在她的鼓励下，这位一生默默无闻的孤寡老人开始动笔，书写自己的历史。林玉敏还是每天坚持去看他，每天都听他讲自己的故事。老人的病情逐渐恶化，手握不住笔了。年轻的姑娘又找来录音机，把他的话录下来，再找时间整理出来。
        与此同时，她发动各种关系去找老人的侄子。她把寻找过程告诉老人时，老人开心地笑了。
        老人弥留之际，她紧紧握住他的手，在他耳边大声喊道：“爷爷，传记已经开了头。如果找不到你的侄子，我会好好保留。”她发现，老人在去世前，流出了眼泪。
        如今，老人的侄子也未找到，她就一直珍藏着老人的传记。
        “我不是死神，我是做社工服务的，只想让每一个濒死的人安详离世。”林玉敏说。她只是想多给那些老人一点关怀，让他们感觉到，在临死之时，仍有人爱着他们，他们仍有尊严。
        这名年轻的香港姑娘曾多次到一些农村的福利院。老人们生活条件之简陋，常常让她感到心酸，有时甚至让她“泪流满面”。
        因此，只要老人们有需求，她和她的团队就会尽量去满足。她还要求每一位社工，都要尽可能地握住老人的手，陪他们聊天儿做活动，让他们不再感到孤单。
        3年来，林玉敏和她的同事知道了很多离世老人的秘密。她听一位老人告诉她，自己为年轻时做错的一件事而忏悔终生；另一位老人则在去世前，向她“传授”了自己掌握的一门独特的种植技术。
        这样的故事多了，连社区养老的一位老人也找上了门，希望林玉敏帮忙找到自己的初恋情人。老人并不是服务处的服务对象，听到老人的心愿后，林玉敏还是立即联系了自己的记者朋友，在媒体上发布消息，最终帮老人实现了这个心愿。
        在林玉敏多年的社工工作中，她经常发现一些机构或义工，在为弱势群体服务时，多是买上一些物资，分发到他们手中，然后就离开了。在香港做社工时，有一次，一位院舍老人半开玩笑地和她说：“我们不是动物园里的动物。不要经常安排社工走马观花地看望我们。”她当即明白，老人们更希望社工们能坐下来和他们拉拉家常，说些体己的话。
        因此，到武汉后，她经常向队友们强调：“临终关怀的重点是关怀，而不是临终。”
        她鼓励她的团队走出去，到福利院陪老人聊聊天儿，拉拉家常。她还曾带着专业摄像师，到一个偏远的福利院，委婉地劝说老人照百年照，冲洗好后，再给他们送过去。服务处还经常组织义工，给福利院的老人理发、剪指甲等。

“当有能力面对死亡时，我们便更懂得欣赏生命”

        到护养中心后不久，林玉敏就与那个困扰她近3年的问题相遇了。到底要不要告诉濒死者实情呢？尽管她选择了尊重当地传统，但并不甘心。
        护养中心的医生张晋，直到现在还记得，林玉敏刚来时和护养中心的医护人员做的小游戏。当时，林玉敏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抽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假如你的生命只有多少天，你会做什么？
        对于这个游戏，事后不少人认为有些晦气。不过，当时他们并未表达出来，还是认真地参与了。
        张晋当时抽到的卡片上，写着生命期只有3个月。她的答案是，花上两个月周游全国，剩下一个月处理自己的事情。
        时隔近3年，现在回忆起来，她承认这个游戏对自己有所触动。“知道自己的生命有限，就知道自己一生要做些什么了。”她说。
        另一名医生抽到的卡片上写着，生命只剩一周。她虽然“无法完全进入游戏”，但在看到那个数字时，脑子里还是冒出诸多遗憾。她后悔没有多陪陪丈夫和孩子，还有很多事情没处理完。她的答案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周”中，用足每一天去弥补缺憾。
        做这个游戏的目的，林玉敏意在让临终关怀的团队体验濒死者的感受，一方面希望大家接受她的观点，一方面希望能为老人提供更贴切的服务。不过，前一个目标，至今也未实现。
        同时，林玉敏还为周围的人宣讲“生命教育”。她希望大家都能正视死亡，为生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以使“去者善终，留者善别，能者善生”。
        带着这个理念，林玉敏还让“生命教育”走进了校园，其中有一次甚至是在中学的课堂上。
        她又把“生命教育”推向社会。去年11月，她的团队在汉口江滩公园举行了一次“生命教育”活动。其中包括“酸甜苦辣”体验、“地震”体验等，即模拟一些逼真的场景，让体验者进入各种场景中感受。此后，这项大型生命教育活动便在武汉各高校巡回展出。
        “地震”体验者出来后，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沉默不语，有的还如进去前一样说说笑笑。但有义工发现，有一名体验者，出来后立刻拨打了母亲的电话，对着电话大声喊道：“妈妈，我爱你。”
“临终关怀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无国界社工湖北慈宁服务处的办公室设在走廊的尽头，只有两间，每间10多平方米，结构一样。一间挤满了办公桌，一间活动室。办公室不分节假日，白天始终有人值守。
        林玉敏的办公桌在最深处。格子很高，坐下后，露不出头。就是在这个地方，由她带来的具有强烈香港意味的临终关怀理念，开始走进武汉。
        办公室的门上，不同时间会换上不同牌子。工作时间的牌子是“工作时间，敲门请进”，外出时就挂上“外出工作”的牌子，休息时间又换上提醒工作时间是何时的牌子。纸是粉色的。因在护养中心内，这里经常有老人过来散步，林玉敏不想让他们因她的存在感到更害怕。因为直到现在，她仍被不少人认作是“死神”。
        3年即将过去，她的普通话说得已经相当流利，身体也适应了当地环境。她送走了一位又一位老人。那些了解她的人，很愿意和她接触。但是，她并不认为临终关怀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3年来，她的团队日渐扩大，各地的义工队伍也在她的影响下更加专业。但她发现，临终关怀项目，始终没有达到自己理想中的“高标准”。
        在香港，临终关怀的团队不仅仅有医护和社工，还有物理治疗师、药剂师等专业人员。个案有需要时，这些人就会讨论关于病人的个案需要，提供个性化服务。社工不仅充当个案和这支队伍之间的联络人，还要对个案进行心理疏导。
        但个性化的服务，在武汉的工作中，林玉敏很难实现。曾有一位老人因患直肠癌，手纸用量特别多。有一次，定量分发的手纸用完了，老人就向管理人员要。但管理人员说，每个人都是那么多，他不能特殊。弄得老人很尴尬。林玉敏看到这个场景，就偷偷给老人买了手纸。
        对死亡的探讨，仍是一个禁区。
        社工黄华清曾做过一个小游戏。她用手机短信的方式，问自己的好朋友，假设她死后，大家用什么方式纪念她？
        结果，几乎所有朋友回复问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有朋友不放心，还给她打来电话，看她是否还正常。她一再强调，她就是想知道答案，并追问朋友用什么方式纪念她。朋友告诉她，那就逢节日的时候，给她烧炷香吧。
        质疑林玉敏的声音一直都存在。
        林玉敏很快就要回香港工作了。无国界社工会另派人接替她的工作，这一段时间，她经常会静下来反思：“临终关怀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她暂时找不到答案。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