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曾用黑人做梅毒实验

        美国政府于1946年到1948年在危地马拉进行医学实验，故意让数百名危地马拉人感染性病。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此表达了歉意。无独有偶，上世纪30年代初，美国在国内曾发起梅毒实验，并秘密进行了40年之久，这就是让不少黑人闻之色变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医学动机”？“种族动机”？
        在治疗梅毒的特效药青霉素出现前，医学界试图用多种药物和方法来治疗梅毒。1928年，一个挪威医学家报告了数百名患有梅毒、未经治疗的白人男性的病理表现。这项研究成果传到美国，美国医学界不甘落后，在一个名叫克拉克的医生倡议下，美国公共卫生署性病科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
        克拉克医生打算追踪未经治疗的患病黑人男子群体，观察期为6—9个月，然后进行治疗。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学院（一所传统黑人大学）和公共卫生署阿肯色州地区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均对此项研究表示支持。
        虽然起初只定下6—9个月的观察期，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是另外一回事。研究小组选中塔斯基吉学院培训出来的一名非洲裔护士尤妮斯?里弗斯?劳丽作为“中间人”，这是由于里弗斯同当地黑人社区有着直接联系。当时美国正处于大萧条时期，塔斯基吉研究小组宣传说，看不起病的非洲裔美国人可以加入“里弗斯小姐的小屋”，获得免费体检、来回诊所免费乘车以及丧葬保险等好处。在诱人的宣传攻势下，1932年，研究小组在亚拉巴马州梅肯县招募到了399名患有梅毒的贫困黑人，以及201名健康的黑人男子（他们被用于对比研究）。
        有人认为，公共卫生署的这项实验一开始并没有违背医德，塔斯基吉学院认为实验目的是为了改善当地贫困群体的健康状况。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美国医疗系统高层中，一直充斥着这样一种怪想法，即梅毒在黑人和白人体内的传播方式不同。而且，当时美国科学界中存在着一些公认的关于黑人卑劣性的观念，在讨论梅毒的传染时，“黑人的好色和乱交”往往是要强调的一个话题。这就导致研究人员在这一以黑人为实验对象的研究中越走越远。
受试者们一直以为自己在接受治疗
        为了研究梅毒的自然发病情况，研究小组没有告诉病人他们患上了梅毒，而是称他们在治疗“坏血病”（当地术语，通常用来形容梅毒、贫血症和身体疲劳这样的疾病）。公共卫生署地区性病诊所负责人温格等人力图将该项目转变为一项长期的、无实际治疗的观察性研究，患者们免费接受的所谓“治疗”，实际上不过是几片维生素或阿司匹林药片。当克拉克医生获悉研究人员的欺骗行为后，多次抗议进行长期实验，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他于1933年愤然离职。
        二战期间，有260名受试男子被征召入伍，这些人在军事体检中心被查出患有梅毒。军事机关要求他们在服役前，先医治梅毒。但公共卫生署设法使这些“试验品”无法得到治疗。公共卫生署官员私底下曾表示：“迄今为止，我们仍在阻止已知的阳性病人得到治疗。”到1947年，青霉素治疗已经成为针对梅毒的标准疗法，美国政府发起了几项公共卫生战役，组成“快速治疗中心”，以求根除梅毒。但这场梅毒根除战扩展到梅肯县时、研究人员却尽一切办法阻止他们的研究对象参与进来。“塔斯基吉科学家”极力防止受试者获取梅毒治疗信息，并对他们实施监控。
        随着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长期化，里弗斯护士成了使实验持续下去的中枢人物。尽管相关医生和研究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里弗斯自始至终是实验的参与者。里弗斯深知继续实验的关键，她给患者分发阿司匹林、维生素等药品，偶尔带上一些现金“接济”穷困黑人。此外，她努力说服那些身处死亡边缘的患者同意死后接受尸体解剖，提供免费安葬是她屡试不爽的一个利诱条件。
        由于根本没人告诉那些黑人患者他们正在参与一项医学实验，而是让他们以为自己在接受治疗，到50年代中期，已经有大批“试验品”死于梅毒及其相关并发症，同时还有大批幸存者处于梅毒最危险的发病阶段。
40年后终遭爆料
        1966年，旧金山公共卫生署的一名性病调查员彼得?巴敦邮寄了一封信给性病科全国主管，对继续延长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表示了伦理和道德上的担忧。当时实验已由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掌控，疾控中心重申了继续实验的重要性，认为实验必须等所有的“试验品”死亡和进行尸体解剖后才算完成。
        两年后，公共卫生署的一名非洲裔统计员威廉?詹金斯创办了一本名为《鼓》的杂志，呼吁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结束种族歧视。詹金斯借此要求结束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但未获成功。
        不过，这项秘密实验最终在70年代初被巴敦捅了出去。塔斯基吉实验首先于1972年7月25日被《华盛顿星报》曝光。第二天，这一秘闻上了《纽约时报》头版。随后，在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呼吁下，国会举行听证会，巴敦和几名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工作人员站出来作证。由于面临公众的强烈抗议，疾控中心和公共卫生署指派一个特定的调查委员会去检查这一实验。该调查委员会判定，从医学上来说实验是不正当的，要求立即终止实验。
        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塔斯基吉实验的最后一任负责人约翰?海勒还狡辩称：“这些人的身份不应引起伦理争论，他们是课题，不是患者；他们是临床资料，不是生病的人。”海勒的讲话受到了全美上下的抨击，但在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内，海勒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调查委员会故意偏袒海勒等人，无意拟出真凶。最终。没有人为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受到惩罚。
        1973年，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代表受害者及其家人发起诉讼。第二年，美国政府支付1000万美元赔偿金同受害者达成庭外和解。作为和解条件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承诺给予幸存者终身医疗福利和丧葬服务。并为此出台了“塔斯基吉健康福利计划”。1975年，受害者的妻子、遗孀以及孩子也成为该计划的服务对象。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生物医学研究性实验”，据统计，到1972年实验结束时，只有74名受试者还活着。在原来的399人中，28人直接死于梅毒，100人死于并发症，他们的妻子中有40人被传染，19个孩子一出生就有先天性梅毒。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研究法案，随后组成一个委员会就人类参与其中的实验制定法规，以保护受试者的安全。1997年5月16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为塔斯基吉梅毒实验道歉，克林顿还在白宫举行了专门的纪念仪式，5名幸存者（当时共有8名幸存者）参加了仪式。然而，这一迟到的道歉已经无法挽回对受害人造成的莫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