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忍痛捐亡子器官救助多人

两位重度角膜炎患者重见光明；两位尿毒症患者有了新的肾脏；一位肝硬化患者有了生的希望，这些幸运，都来自一位因车祸去世的年仅22岁的湖北武汉大学生。他的父母忍痛捐出他的器官，他们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儿子就还活着，一直活着……
“毕业了我就找个事做，你和爸都不用这么辛苦了。”
6月11日，记者从北京到达武汉，找到捐献儿子器官的这对父母。
父亲张天锐今年49岁，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背心，又黑又瘦，满脸胡渣，总是皱着眉，额头上的皱纹就像是用刀刻上去的。当我主动向他伸出手时，感觉像握着一块粗糙的石头。母亲胡久红48岁，是个矮小的女人，她撩起裤腿时，会看到右腿只有左腿一半粗细，小儿麻痹症影响了她的一生。她走起路来很慢，一脚高一脚低。
在一间门市房前，张天锐拉起卷帘门，神情木然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家，所有的家当。”
事实上，这是一个30多平方米的铺面，屋子被一个小木柜象征性地隔成两半。外面半间几乎被几十桶脏乎乎的煤气罐塞满了，仅仅留出一条通道。屋里到处是煤气味。
里面10平方米左右的半间才是这个家庭真正生活的地方。这是一间小到毫无遮蔽的房间，除去一个淡绿色的冰箱和一台100元钱买回来的二手彩电，再没什么像样的家电。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沿着墙依次摆放。就连这间简陋的屋子也不是他们的财产，而是每月500元租来的。在他们的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的时候，这对夫妇就下岗了。除了力气，他们再没有什么求生的本领。张天锐做起了搬运工，每爬上高楼换一个重达30公斤的煤气罐，他能获得5元报酬。而妻子因为残疾，只能在家洗衣做饭，几乎没有收入。
他们唯一的孩子名叫张磊，今年22岁。就在上个月，他刚刚结束在湖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护理专业的学校生涯，也完成了在京山中医院的实习任务。这个家庭还欠着学校一年的学费——— 4800元。未来的生活看上去挺有盼头，等交了钱拿到毕业证，张磊也许就将成为医护行业中稀缺的男护士。
过去，张天锐每个月给儿子400元生活费，后来物价涨了，张磊的生活费也涨到了600元。对张家来说，这笔钱得攒上好一阵子，张天锐必须为此扛上120个煤气罐。
胡久红突然想起，就在几个星期前，儿子在家里一边帮她洗衣，一边憧憬：“毕业了我就找个事做，不管是好工作还是差工作，你和爸都不用这么辛苦了，爸不用再去搬‘坛子’了。”
我问他们：“后悔捐献吗？”
“捐了，起码还能让孩子的一部分继续活着。”张天锐回答我。
他沉默了一阵，又低声说：“但孩子死得惨，死了之后还要开膛破肚，叫谁也是难受的。”
“你这么孝敬爸爸妈妈，就醒过来看看我们吧。”
5月31日早上6点半，张天锐像每天一样早早开始准备一天的活计。张磊也起床了，他刚刚结束在京山中医院的实习，那天正准备去医院取实习鉴定。
张天锐也记得，儿子心情不错，像往常一样穿着T恤和短裤，7点钟就出门了。
可已经开始送“气坛子”的张天锐并不知道，张磊并没有走出太远。仅仅在离家不到1000米的十字路口，这个只有22岁的年轻人被一辆农用汽车撞倒。据说，当时下着小雨，好心的路人拨打了120，又用雨伞遮住了已经失去意识的张磊。
20分钟后，他被送往京山县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事实上，那时除了头上一点擦伤外，他的身体表面并没有明显的外伤。当张天锐和妻子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时，他们带着家里仅有的2000元现金赶往医院。看过儿子，这对父母乐观地相信，张磊几天后就能转去普通病房。
可管床医生袁以刚却知道，他面对的这个“蛮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情况并不乐观。在对大脑进行CT扫描后，他发现张磊的脑干已经受到严重损伤。25个小时后，医生向家属宣告：“从临床上看，病人已经脑死亡。”
这对贫穷的夫妇从未有一刻想要放弃自己的孩子。守在病房里的胡久红拉着袁以刚的手，只机械地重复着同一句话：“医生，救救我儿子吧，就算只是个植物人也好。”
那个年轻人躺在病床上，看起来就像是随时要醒来的样子。父母拉着他的手，哭着呼唤：“张磊，你醒过来吧，你这么孝敬爸爸妈妈，就醒过来看看我们吧。”年轻的女友程丽(化名)用手机在他耳边播放了他们曾经一起唱过的《我想大声告诉你》。
可是奇迹并没有出现，没有一种声音能将张磊唤醒。
几个小时后，这对夫妇终于接受了这绝望的现实，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是不是捐得太多了？孩子身上要到处动刀子，疼啊。”
6月5日早上8点，张天锐瘫在病房前“动都不能动”，胡久红被自己的姐姐搀扶着走进医生办公室。她小声地向在场的医生说出自己的决定：“儿子没希望治好了，我们想把他的器官捐出来。”
这是个不大的县城。一个当地人悄悄告诉我：“这里很忌讳这个，要留个全尸，如果传出去了，恐怕在当地连生活都生活不下去。”
可是最初，胡久红还来不及考虑这些。医生向她解释“脑死亡”时，曾经提到国外的人对脑死亡的接受度比较高，很多脑死亡患者都进行了器官捐献。那时，这个母亲已经接近崩溃，但这句话却好像突然给了她启示。
张磊被宣布“脑死亡”的那一晚，夫妻俩仍旧守在病房外。矮小的母亲靠着医院的白瓷砖墙壁，她站不稳，眼睛也哭坏了，连报纸上的字都看不清。“当时什么感觉都没得，就是痛苦。”胡久红呆坐在小板凳上，说到那个晚上，眼里几乎没有了光。
她幻想着有人来救救儿子，大脑坏了，能再移植一个健康的大脑吗？不能，当然不能。“我那时就想，医院里别人的孩子，也许肝坏了，肾坏了，他们也像张磊一样，等人救啊。”
当胡久红把捐献器官的念头提出来时，周围的亲戚们都沉默了，没有人表示赞同。这个小个子女人一辈子都脾气温顺，只有这一次，倔强得令人吃惊。“孩子是我生的，我有这个权利！”她不容分说。
如今，这对夫妻已经记不清，他们在这个念头上究竟来来回回地挣扎了多久。两人整夜抱头痛哭，张天锐决定顺从妻子的主意。“孩子烧了，也是一把灰，捐了，没白来这世上一次。”他一边说着，一边起身从柜子里拿出张磊已被磨卷边儿的学生证，让我看上面的证件照。那是个相貌清秀的小伙子，正对着镜头微笑。
在整个县城里，这是第一宗遗体器官捐献的案例。最初，医护人员们甚至不知道捐献该从何入手。一位泌尿科医生主动提出，自己曾经在武汉参加过器官移植方面的培训，可以帮忙联系武汉市红十字会。
6月5日上午11点10分，武汉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负责人骆钢强带着3名医生赶到京山县城。
这是他第一次在重症监护室外见到张磊的父母。那时，胡久红垂头丧气地坐在病房外发呆，“很可怜的样子”，张天锐则躺在医院的地上，“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这对匆匆做出决定的夫妇还不清楚自己即将面对什么。他们甚至不知道儿子究竟有哪些器官可以捐献。
胡久红心里想着，就捐对眼角膜吧。
可骆钢强却发现，年轻的张磊身体健康。他尝试着提出，眼角膜、肝脏、肾脏和一部分皮肤都可以进行捐献。
对于这名已经在红十字会工作了20多年的工作人员来说，“劝捐”绝不是轻松的工作。最常见的情况是，他会被愤怒的家属连推带搡撵出医院，“你怎么找到这里的？滚！”
可眼前的夫妻俩，除了悲伤，反应很平静。张天锐想了一会儿，问道：“是不是捐得太多了？孩子身上要到处动刀子，疼啊。”
“捐一个器官和捐几个器官的程序是一样的，都要开刀。不过，捐的器官越多，做出的贡献越大。好多人等着救命啊。”骆钢强劝说道。
“总是捐，不如多捐些。”张天锐用劲地抹了一下眼泪，和妻子在早已准备好的器官捐献协议书上颤颤抖抖地写下了名字，同意进行无偿捐献。“还有没有什么要求？”骆钢强问。“将来能告诉我们受捐的人在哪儿吗？我们想知道孩子在哪里活着。”张天锐问。
骆钢强不得不让这对父母失望了，原则上，捐献者与受捐者之间应该“互盲”。张天锐失望地点点头，“那算了，只要他们健康。”
决定放弃对张磊的治疗时，讲话一向粗声大气的父亲站在病床边哭了，“儿子，原来你要帮我去扛气，我都不愿意。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不想。但把器官捐了，就好像你还活着。我把你养育一场，也值了。”
母亲已经根本说不出话来，她紧紧抱住了儿子，用自己满是泪水的脸颊贴紧了儿子的脸颊。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拥抱。
16点40分，管床医生袁以刚拔除呼吸机，将“就像睡着了一样”的张磊推进手术室。心电图显示，这个只有22岁的年轻人的心跳由100多次，慢慢降为30多次。17点整，心电图成为一条直线。
张磊走了。
来自武汉市同济医院和湖北省人民医院的3位医生，从这个年轻的死者身上获取了一对眼角膜、一对肾脏、一颗肝脏以及2000平方厘米的皮肤。这些器官被分别包好，放在天蓝色的冰桶里。然后，他们就像对待一个刚刚结束手术的病人那样，小心翼翼地为遗体进行缝合。
“我报答不了他什么，只能尽力去帮助其他人。”
仅仅就在10多分钟后，51岁的王荣(化名)成为第一个被推进手术室的病人。这个女人被可怕的肝硬化已经整整折磨了一年，基本只能在医院卧床。
她的手臂瘦得像根竹竿，腹部却被积水充满，鼓了起来。她一度以为，“没得希望了”。肝源太少，王荣的一些病友整整等了两年，还有更多人，在漫长的等待中死去了。
因此，当6月5日下午，这个女人在被通知前往同济医院参加配型时，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人生会出现这样的转机。配型结果显示，她可以接受器官移植手术。
如今，当我在重症监护室里见到她时，尽管她身体极其虚弱，但腹部的积水已经消失。曾经由于肝病而发黄的眼白，也正慢慢褪回原本的颜色。
她是从医生那里听说捐赠者是个22岁的小伙子的。我本来必须趴在她嘴边才能勉强听见她说话，但一提起这件事，她努力用双肘将自己从病床上撑起来一点，用尽最大的力气说：“我儿子今年也24岁了，我真感觉他的爸爸妈妈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第二天凌晨，天还黑着，蓉蓉已经躺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里。这个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只比张磊大3岁，可11年前，她就得了慢性肾炎。
就在进入大学的那一年，她由肾炎转为尿毒症，再也没有排尿。此后，她每个星期要去医院透析两次，手臂上密密麻麻地全是扎针时留下的疤痕。
几乎就在撤走张磊呼吸机的同时，蓉蓉接到了前往医院进行配型的通知。结果是可以移植。
凌晨3点半，蓉蓉握了握妈妈的手，然后被推进手术室。3个多小时后，医生出来告诉焦急的母亲：“手术很成功。”
几天后，从网络新闻上看到对张磊的报道时，全家人才猜出这颗肾脏的来历。蓉蓉妈妈的眼圈红了：“做父母哪个不晓得失去孩子的心情。他的爸妈好伟大，救了好多人呐！”
紧接着，又有一名30多岁的尿毒症患者进入手术室。4个小时后，他成功换肾。现在，他已经可以摆脱透析机了。
等到时钟指针转动到6月6日早上8点，右眼几乎完全失明的李可(化名)在同济医院接受了角膜移植手术。6年前，她因一次小感冒而感染角膜炎，如今，角膜已经溃烂、穿孔。为了今天的这只角膜，她已经足足等待了5年。
与其他受捐者一样，她也不知道捐赠者的信息。“只听说他很年轻，真的谢谢他，谢谢他的家人。”她曾经向媒体表示，自己和妹妹也愿意捐献器官。“如果不是这位好心人，我可能一辈子都看不见。我报答不了他什么，只能尽力去帮助其他人。”
张磊的另外一片眼角膜，被小心地存放在同济医院眼库内一台绿色的冰箱里。医生说，过不了多长时间，这片年轻的角膜就将带给另一个病人以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