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保高速35死车祸调查

包车出行，对于生活相对艰难，家处交通不便地区的农村大学生来说，在难买火车票的节假日，这是最便宜、快捷、节约成本的回家方式。但是，当怀揣“自主创业”梦想的大学生将其中潜存的商机“利润最大化”，对于未纳入正规客运管理范畴，临时客串客运包车角色的车辆，车况、路况、司机都成为安全链条上不可控的环节之一。10月7日14时许，在河北省滨保高速上行60公里+700米处，这些环节集体失控。
内部传承的商机
出事大客车冀B9998是唐山某大学在校大学生王然(化名)在国庆假期组织的私包车之一。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王然的高级票务代理、和他同校的“大二”学生李琦(化名)已经无法拨通他的电话，“最开始是没人接，后来提示音这个号码不存在了”。
这是李琦为王然工作的第一年。他的任务是：和另一个同学在唐山各高校发展下线票务代理，由这些票务代理寻找保定籍学生客源。对于本刊记者通过小广告找到他的电话，他有些惊异，因为贴小广告是他的下线需要干的事，他现在有20多个小代理，已经脱离贴小广告那个阶段了。
“保定在唐山上学的人特别多，唐山到保定没有直达火车，都是过路车，每年‘五一’、‘十一’和年假，火车票特别难买。就算提前10多天能买到票，‘大一’新生因为学生证发得晚，只能买60到70元的全价票，快车更贵，还不能保证有座位。如果去客运站买汽车票，要提前一天，先坐1小时的公汽去唐山西站，排很久的队还不能保证买到票。就算买到了，票价很贵，要108元。”李琦告诉本刊记者，包车的票价为50元或者45元一人，规定的时间在唐山大学生公寓村门口发车，到了保定集中在保定学院附近下车，因为这里是河北高校集中片区，公交车很多，去往各个方向都很方便。“相对于火车和客车，这是最便宜、快捷的回家方式。”李琦说。
作为高级代理，无论是以提成还是固定工资的形式，李琦都可以从王然那里拿到1000多块钱，而李琦的下线、普通票务代理则靠赚差价获利。“我会给下线一个票价底限，比如45元，他打广告的时候打50元，那么他一张票可以赚5块。”李琦感叹，因为竞争激烈，这个市场已经不好做了。“包车做的就是‘五一’、‘十一’和年假，都是提前两个星期开始打广告，最开始贴的是60元一张票，过两天换55元，再过两天是50元，最后是45元。今年上来就是50元，代理基本挣不到什么钱。”
第一次干，王然给李琦定的是找450人。李琦本以为找不到这么多人，没想到小代理广告一贴，人数还超了。“车都是提前一两个月定好了的，最多每车多拉一两个人，多出来的只能退票。”李琦说。
河北联大轻工学院“大二”学生曹云(化名)则没这么幸运。他和同宿舍同为承德籍的同学打算组织包车，跑唐山—承德线。“以前去香山组团玩的时候，跟旅行社打过交道，知道可以从旅行社租大巴，然后贴广告，找老乡群揽客源，就打算自己做。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市场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贴广告也要钱，提前找车要交押金，跑一趟，除去要交的保险和税，算上油钱，还要2000多块。一天能走一车人就不错了，一车人一半都认识，不好意思多挣钱。跑一趟车，麻烦不说，还可能赔钱。所以后来我们就没做了。”
在曹云看来，为同学，也是为自己找一条便宜、快捷的回家方式，这应该是最初发起包车的师哥和师姐本来的目的，后来会想得多一些。“首先是多认识一些人，体验如何与人相处，为将来的发展积攒一些人脉。其次，有一些利润，这对于家境不太好的学生是一种很好的勤工俭学方式。”
“我们去的是正规的旅行社或者客运站，对方必须提供包车证和保险；车上坐的都是学生，没有社会上的人，不用担心丢东西；拉满了人直接上高速，不用担心因为客源不足司机绕道接人拼车。”曹云认为，这是一种相对更安全的回家方式。
如果说曹云还停留在单纯的学生思维模式，那么先期进入包车市场的王然已经是“自主创业”的商人心态。“目的就是赚钱。”李琦告诉本刊记者，“对于组织者来说，包10辆车和包1辆车没多大区别，区别在于，包10辆车，如果代理找的客源多，挣得就多。组织者固定认识车队，一找就找整个车队的。先期资金投入主要是交付车队的押金，一般卖票的钱马上就能把资金周转过来。”既然追求利润最大化，组织者必须有极好的商业头脑和组织能力。“‘十一’期间，从唐山到保定主要发车时间集中在9月29、30日和10月1日。1日回家的人多，所以1日那天安排的车多。发车前要点名，一般是隔时发车，如果同时发车，找的点名的人多了，增加成本。唐山到保定车程4个半小时，到保定后，要把唐山在保定上学的学生拉回来，这样才能保证挣钱。所以1日那天早上，最早一班发车时间改在凌晨4点，这样，到保定是早上8点多，正好赶上接保定上学的唐山学生。”李琦不肯透露每天发班的具体频次，但是他表示，一个黄金周，组织者至少能挣1万元。不过，包车跑得越多，也意味着出交通事故的概率越高，李琦坦承：“建立在利益同盟基础上的组织包车者对于司机和车队是没有约束力的。”
李琦告诉本刊记者，出事客车里就有他下线代理的同学，好在伤得不重，但已经足以击退他希望通过做票务代理勤工俭学的信心。“他坐的包车与事故车差一小时发车，经过事故现场时停了好一会儿，事故现场已经封闭清理得差不多了，他并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回到学校时，才有同学打电话告诉他出事了。”
李琦是石家庄人，父母都是农民，家里还有个弟弟在上学。相较于其他“三本”学校每年1万多元的学杂费，他所需要支付的学杂费不算太高——每学年学费3500元，住宿费800元，但对于他务农的父母来说，这依然是个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天文数字。对于现实和未来，他自上大学开始就有着清醒的盘算。“我学的专业是电子技术，可是像我们这样的‘三本’学校，毕业后找工作根本没什么竞争力。所以我想在读大学的时候多接触社会，多一些社会经历，将来争取能走自主创业的路子。”
李琦说，“大一”刚进校，他就利用假期在TCL当促销员，之后干过家教，也为婚庆公司打工。最初，他还是年级团委的学生干部，“后来觉得事情太多，也没什么意思，就退出了”。随着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李琦越来越有生意头脑，手头的兼职机会也越来越多。“我自己忙不过来，就把很多机会给了希望勤工俭学的同学。到后来，同学们如果想找打工的机会，都会来跟我联系。”走在校园里，经常会有男女同学跟个头不高、其貌不扬的李琦打招呼，本刊记者问他：“你在你们班很出名吗？”他有点不好意思：“不止我们班，在我们年级，甚至学校里，很多人都知道我。”
李琦知道很多校园生财之道，做家教、卖盗版书和教材在他看来，都属于小儿科。他指着大学生公寓村四处林立的带玻璃橱窗的宣传栏说：“这都是为小广告准备的，公寓村将这些广告栏承包给学生，承包一块每年上缴1万元。所有的小广告只能贴在这里，一张A4纸广告贴一周需要交8块钱。每到‘五一’、‘十一’和年假之前的两周，各种包车、旅游的广告都贴满了。”不过，贴得最多的是日租广告。“很多学生在附近住宅区租两居或者三居，征得房东同意后将房子改造成四五个小单间，再出租给学生情侣。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这些日租房都火得很。”
李琦说他还做过中国移动的电话卡代理。“电信和移动会针对学生推出远比社会上更优惠的套餐计划，只有学生才能购买。所以，如果你能成为移动的电话卡代理商，就可以通过伪造学生证和身份证拿到一批电话卡，再倒卖给社会上的人，这里面利润很高。”他并不担心伪造证件被识破，“那些工作人员不会仔细检查的，他们自己内部也在这么干。移动其实并不损失什么，或许单张卡少赚了，但卖出去的卡的总数多了，最后还是赚。”
不过，在李琦看来，和组织包车相比，这些终究是小打小闹。“虽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基本被学生垄断，在内部传承。组织者毕业之后就不干了，但是毕业前，他会在低年级同学中选择一个有组织能力的，把手头的资源移交。包车这种行为在河北高校至少存在有四五年了。”李琦说，也有社会上的人眼馋，想仿效这种方式，找学生做代理。但是几年前发生过外面人携款跑路的事件，因此，学生身份的包车组织者更容易得到同学们的信任。“无论是做代理还是买票，都要看你有没有学生证。”
李琦说，经过这次事故，学校可能会进行整顿，或许包车的生意会清淡一段时间，但依然会存在。“该做还得做，毕竟这么长时间也就出了这一次事故，很多同学都认为这只是个偶发事件。”不过，他说，他已经在考虑寻找新的商机。
失控的环节
“以后还会选择坐包车回家吗？”刚从天津武清区第一人民医院ICU病房转移到普通病房的赤耀兵面对本刊记者的这个问题，颇为犹豫。只有当你了解了他回家的经历，你才能理解他的犹豫。
赤耀兵是河北保定安新县人，现在河北联合大学读“大三”。大学三年来，这是他第一次在“十一”假期回家。他告诉本刊记者：“光为买票，就耽误了两天时间。最开始定的是包车的票，1日早上11点走，结果10点多通知说车坏在半路上，走不了了。我先去了火车站，买不到票，之后去了客运站，下午只有一趟到保定的高客，16点发车，晚上21点多到保定。这样，当晚我赶不回家，必须在保定住一晚。从经济的角度考虑，我没有走。2日一早我去客运站买票，没有直接到安新县的车，到邻县的车也没票。最后，我去火车站买了到天津的票，在天津转车坐高客回的家。”
因此，当6日收到自称是保运集团客运四公司的人发来的返程高客提前订票短信时，赤耀兵定了8日下午13点回唐山的票。“结果对方后来发短信说，8日的票不走了，7日下午13点发车，问还走不走。节假日车不好找，所以我就提前一天坐了这个车。”
如果查询出事大客车冀B9998的旅客名单会发现，定7日下午13点走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家在农村的孩子。对于他们来说，即使一大早就出门往县城赶，等折腾到保定市，往往已经是中午将近12点，所以他们不敢冒险定上午9点的班车。按照短信的提示，在发车点河北大学本部门口，不到13点钟，这里已经聚集了数十位等车的学生。“原来定的票价是50元，等都到了后，每人涨了10块钱。推后了半个小时发车。”
赤耀兵坐在车厢中部右侧靠窗的位置。来自蠡县农村、河北科技大学唐山分院的梁伟亮坐在最后一排靠中间的位置。这是梁伟亮第三次坐学生包车，他告诉本刊记者：“上高速前，两个代理都下车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学生，看着都很老实。”因为都是一大早起来赶车，因此上车后，大多数人不是在昏睡就是在低头听歌，对于车速和车况，没有人留心。
“我醒的时候，车子已经停了。车挡风玻璃破了，有两个人站在很光亮的地方冲我喊，有声音隐隐约约地传来——快出来，很不真实。我已经感觉不到疼了，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再醒来的时候，就躺在手术台上了。”赤耀兵并不知道他有多么幸运——大巴车侧翻倒向路边，金属隔离护栏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凭借着大客车向前的巨大惯性把车厢和里面的乘客分割成了两半，坐在右侧靠窗位置的学生几乎无一幸免。
据唐山交通运输集团通达客运分公司副总经理鲁卫东向本刊记者介绍，事故车号为“冀B9998”车型为“金旅”大客车，车主为张永斌，司机叫云伟。该车辆系个人所有，手续齐全，挂靠在客运公司，每年向公司上交600元管理费，公司与张永斌双方签有协议。
“据车上幸存人员介绍，事发时由于山东籍小轿车在高速上两次超抹大客车，大客车避让小车导致车辆发生侧翻事故。”
在事故责任认定中，云伟除了超载、超速，遇情况措施不当，还存在疲劳驾驶。